陈小雅：无所逃而待烹——陈晓农谈父亲陈伯达（中）

　　软弱的文人也倔强过几次

　　陈晓农说：文革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来势汹汹，猖獗一时，父亲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却毅然决然说道：“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父亲另一次反潮流，是他起草的强调生产的九大报告稿被否定以后，与张春桥进行了激烈争论。


　　●为“惠女水库”解燃眉之急

　　陈小雅：你觉得你父亲的性格怎么样？

　　陈晓农：父亲本是个比较软弱的文人。我母亲亲口对我说过：“你爸爸是个老实精。”叔宴妈妈（刘叔宴，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也说过：“你爸爸性格太懦弱。”但有时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他也能独出己见，而且很倔强。家乡人告诉我：“大跃进时，惠安修水库，你父亲来工地劳动，看到工地上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很感动，就题了‘英勇的惠安妇女万岁’几个字，说：‘这个水库就叫惠女水库吧。’当时雨季将到，天空已阴沉，而工程已到关键时刻。如果大雨一来，工程将前功尽弃。你父亲着急了，在县委给叶飞打电话，说：‘请你立即派部队来帮助！我就在这里等着你派的人来！你的人不来，我不离开。’叶飞派的部队和几十辆卡车赶来了，抢在大雨前修好了大坝。这个水库对惠安的生产起了很大作用，灌溉了很大面积的土地。过去每年都会发水淹死一些人，有了水库就不再有淹死人的事了。”父亲倒了以后，水库被改名，一个纪念碑的碑文中提到过父亲，也被用凿子凿去了他的名字。


　　●冠名“反动血统论”的第一人

　　陈晓农：我自己亲见的父亲表现倔强的事，就是文革初他对“血统论”的批判。当时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来势汹汹，猖獗一时。不同意这个对联的人一般也只是说这个对联“讲阶级路线过了头”、“过分了”、“过左了”，没有人把它和“反动”一词相联系。“红五类”、“黑五类”等说法也是这样。有些领导人对“黑五类”的说法表示过质疑，但是没有反对“红五类”的说法。而父亲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却毅然决然说道：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利用一部分年青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什么‘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

　　陈小雅：流行的说法，文革初最早对“血统论”提出质疑的，在民间首推遇罗克。但是他1970年被镇压了。前两年在互联网上读到遇罗克狱中难友张郎郎写的《遇罗克现象的反思》，其中谈到遇罗克文章产生的背景。张郎郎说：

　　“或许为还历史真实面目，应该指出，他的文章一开始可以出现并传播，可以说是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因为，这篇文章出现，是在陈伯达发表了反对血统论的讲话以后，出身‘不好’的学生，等于听到了特赦令。……可以说陈伯达的讲话，当时使人们从长期不得喘息的压力下，突然得到心理解放。文革以来第一次，他们可以‘合法’地，理直气壮地对血统论说‘不’。”

　　张郎郎的这段回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我想了解的是，你父亲讲话以后，除了有支持者以外，是否也有反对者？

　　陈晓农：1966年10月，将那个对联的思想，以及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行径，定性为“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是父亲力排众议做出的论断。“血统论”这个词就是父亲给那股披着“革命”外衣的思潮起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在此之前，对联拥护者们是把它叫做“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当众多的对联拥护者都在以“最革命者”自居时，竟有人把他们的思想行为定为“反动的血统论”，这不啻如晴天霹雳。那些对联拥护者的恼怒之声，我曾亲耳听到过。


　　陈小雅：这在高干子弟中，的确是一件犯众怒的事。当时，有人和你为难吗？

　　陈晓农：我接触的人不多，但有位老干部曾当着我说：“陈伯达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还有一位高干子弟，在中南海里发泄过恼怒情绪。为了制止血统论的严重危害，父亲不怕得罪自恃“血统高贵”者，不惜犯众怒，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陈小雅：这的确是一个人反封建的觉悟的底线的显露。

　　陈晓农：这是一次艰难的反潮流。其实，父亲对血统论的批判是由来已久的、一贯的。早在1943年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中，他就对蒋介石以血统立论进行了批驳。可见他对无论何党何派的人，无论其权势大小，凡持血统论观点者，都是加以批判的。


　　●提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企图扭转文革路线

　　陈晓农：父亲另一次倔强的反潮流，就是他起草的强调生产的九大报告稿被否定以后，面对中央认可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在中央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父亲却坦率指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恼羞成怒地嚷道：“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两人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尽管也有人在心里对张、姚的稿子不满，但没有人出来说话。父亲却无所顾忌地对张、姚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击中了张、姚观点的要害，这大大出乎江、康、张、姚等人的意料，他们势必要寻机对父亲进行报复。记得九大后，1969年国庆节我回家时，父亲在与我谈话时说道：“一个人要经受挫折、经受磨折才会有用。我现在也还在受挫折。”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在鼓励我不要害怕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没有想到他在中央因在路线问题上反了潮流，而的确正在经受挫折、经受磨折。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现在官方的史书都隐没了。

　　陈小雅：看得出，这件事情，你认为是一件标志性的事件。由于官方的政治定论和一些趋时的描述，在外人眼里，大多觉得陈伯达至少是个很“窝囊”的人，好像被江青骂了也不敢顶嘴。不过，我最近从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明镜出版社，2006年5月版）中看到，陈伯达居然也当众骂过江青，说“我瞧不起你！你听清了吗，我瞧不起你！不是毛泽东，谁会把你放在眼里！乌鸦！”而那位作者说，在那个年代，敢当面骂江青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是背地里充好汉。这让我对陈伯达开始刮目相看。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陈晓农：过去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件事。父亲谈到他同江青有过很多次激烈的争论，但他没有描述细节。刚才你说九大报告是标志性的事件，我认为的确是这样。九大报告稿的争论本来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十大的政治报告里是作为大事来说的，可是现在官方的史书却做了回避，这是令人遗憾的。史家的观点可以各有不同，但史书对重要的历史事实不应回避。


　　他对毛泽东的抗争是路线转折的先声

　　父亲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时候，也有愚忠盲从、偏听偏信的时候。父亲没有能力扭转党的路线错误，但是他在批判血统论，反对上海帮和起草九大报告稿等关键事情上，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全失败，但终究是一种路线转折的先声

　　●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陈晓农：父亲的另一令我佩服之处，是他做了一些公益事或帮助他人的事后，他自己是不说的，除非是不得已或很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提到。像他动员亲人捐献图书文物，除了前面说到叔宴妈妈偶然提到过一次外，父亲本人从未说过。父亲去世后，1991年我回家乡，一位乡亲拿出1957年1月15日《福建日报》的有关报道，我才知他向福建省图书馆捐献祖上图书文物的情况。还有他的稿费，他自己只说过1958年以后他没有再领取过稿费。但这些稿费到哪里去了，他一次也没有说起过。他去世后，我才听到他以前的秘书说，他1958年以后的稿费和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的那份工资，都捐给科学院图书馆了，是秘书亲手经办的。

　　父亲去世时，领导指示后事悄悄处理，而且父亲也交代过他去世后不要发消息，所以我们没有发过讣告，可仍有几十位了解父亲的人闻讯后赶来向遗体告别。其中有国务院体改办离休的洪禹同志。他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受到错误审查时，写过一封申诉信。毛泽东于1946年3月写了回信，说明已指示安子文解决，并在信尾对洪禹说：

　　“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洪禹在参加遗体告别后对我说：“我那封申诉信就是你爸爸转交给毛主席的。毛主席那时在生病，你爸爸催促他写了回信。这封回信使我和一大批受审查的同志得到了解脱。”

　　陈小雅：这么说，你父亲促使毛泽东承认：延安整风“不好的事实在太多”。


　　●“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陈晓农：洪禹说的事我过去从未听说过。几天后他又打来电话，说：“请你找点你爸爸的遗物，哪怕是有签名的一本书也行，给我留做纪念。希望你理解我的心情。”当时，家徒四壁，我就找了一本我给父亲买的《世界中古史》，上有父亲签名“陈健相”（陈伯达的原名），送了过去。

　　1996年底，因我再三请求，上面发还了父亲的墨迹、书籍等少许遗物，我又选了张父亲的字给洪禹。不幸为时不久，洪禹同志于1998年去世。

　　父亲自己偶然讲出的一事，是他想助人却落了空的事。一次和父亲谈话时，我提到文革中“批陈整风”的文件里有一篇杜畏之的交代，说他三十年代和父亲有过一两次来往。文件将此事作为父亲参与托派活动的例证。父亲说：“解放初抓托派，我看到名单上有杜畏之的名字，就和中央负责同志说了：‘杜畏之翻译过《自然辩证法》，还是应加以考虑。’我的意见没有起作用。杜畏之还是被抓了。”我想专案组直接去找杜畏之，或许正和父亲曾为杜畏之说情有关。

　　父亲常引《战国策·魏策》中唐睢说的那句话：“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他以此要求自己，并经常告诫亲属。他多次讲过三十年代在北平，他在一次逃避特务追捕时，吴承仕先生为他安排避难处所，并资助他一百元钱的故事。解放后，他找到了吴先生的夫人和女儿，带全家人请她们一起去香山郊游。在香山宴请她们时，父亲问起她们的生活情况，问是否需要帮助。吴夫人说，吴先生还有一点遗产留给她们，不需要帮助。


　　●对于父亲的遗憾

　　陈晓农：当然，你刚才谈到外界对于父亲性格的看法，我也是有些遗憾的。父亲为人处事，也有诸多缺点错误，也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时候，也有愚忠盲从、偏听偏信的时候。“驯服工具”和“齿轮螺丝钉”的观念也曾灌输于他。在那个不正常的时期，虽然他也利用自己的位置，进行过不能算“微弱”的抗争，但他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有一位技术员，考入清华大学时曾是总分第三名的高才生，因出身资本家，被分配到我所在的制药厂，他就曾对我说过：“说实话，谁在你父亲的位置上也不行。任何人当那个组长都不能不犯错误。我说的是任何人。当时情况太复杂了，怎么干呀？”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大潮流的席卷下，在强大力量的掌控下，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实际上都有不由自主之处。父亲没有能力扭转党的路线错误，但是他在批判血统论，反对上海帮和起草九大报告稿等关键事情上，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或者收效有限，或者完全失败，但终究是一种路线转折的先声。

　　陈小雅：你谈到外界对于你父亲性格的看法，你也是有些遗憾的。这里，我们接着谈一个和性格有关，但主要是个人修养与思想路线的问题。在外人的印象中，陈伯达是一个文史或哲学方面的专家，但他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提出了“电子中心论”。据你看，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陈伯达提出“电子中心论”的个人修养背景

　　陈晓农：父亲的专长虽然在文史哲，但他对科学是非常崇敬的。建国初，他提出过“五爱”的号召，其中之一就是“爱科学”。父亲在写字台玻璃版下面长期摆放着哥白尼、伽里略、巴斯德、巴甫洛夫的人物肖像。还有一张相片是他三十年代的好朋友吴承仕的。父亲是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他是社会科学界的首席代表，但他内心里对自然科学更重视。他年轻时没有学过高等数学，这增加了他学习自然科学的困难，但他有自己的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家里一套大部头的《汤姆逊百科全书》和《苏联大百科辞典》，他经常翻阅。他偏爱生物学，认真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环球航行日记》。他仔细阅读科学发展史和一些着名科学家的传记，浏览各种科学杂志，注意物理学、化学和工业新技术的最新进展，经常和一些科学家交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意见。他六十年代初提出“电子中心论”，就是在天津和一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进行深入交谈的结果。父亲说：“那位从日本回国的专家说，日本在战后，开始经济很困难，很多人因没有布，连衣服都是穿报纸做的，可后来就是抓了电子技术，经济很快就上去了。日本发展电子技术是由国家立法的。”父亲常感叹中国科技的落后，希望国家能吸收各国的好经验，开辟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尽快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所以1965年当他得知我所在的人民大学附中要保送我去高级党校时，他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并且不同意我考文科大学。可是我因种种原因，不愿考理工。这是促成我放弃高考，去内蒙古插队的一个原因。我虽然能力很不行，但他的其他孩子都选择了自然科学。（未完待续）

　　作者：陈小雅，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