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时代工农运动危害无穷被激烈抵制（下）

　　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从上海来到武汉。因此，汪精卫和谭延闿率先与陈独秀交换意见。谈话中，汪精卫明确认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工农运动”，“因此，工农运动也许不应当那么激进”。谭延闿也告诉陈独秀：唐生智特别讲过，他支持工农运动，但他的军官们不同意。他们反对农民夺取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如果现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这种发展趋势不改变的话，他将很难管住军队。同样，宋子文原本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但是他的职责要求他不能不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设法约束工人过高的要求，以稳定财政状况，结果一些工人对他恨之入骨，使他找了个借口不再返回武汉了。汪精卫也告诉陈独秀，他刚刚收到一封由50余人签名的信，信中对共产党人包办工农运动的动机表示怀疑。汪、谭都对工农运动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表示不满的态度，希望共产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同国民党进行讨论，并一致行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记录》(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205～208页。

　　严格地说，中共这时很清楚武汉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因此，在鲍罗廷的建议下，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也明显地赞同进一步约束工农运动的作法。但是，他们的这种态度，显然与莫斯科的要求有着很大的差距。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罗易，这时就特别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说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实际上他们并不同意。罗易为此甚至提议应当将陈独秀尽快召去莫斯科，以免其影响共产国际决议的贯彻。《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4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209～210页。只不过，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监督和指导之下，随后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是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当激进的决议，以显示其决心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态度。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宣称：“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其新的国民革命农民政纲，也将原先向会议提交的“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926年11月4～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36～437页。，进一步修改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并“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中共五大：《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66、70页。当然，按照罗易的说法，会议的中共代表中还有更激进的要求没收小地主土地的主张，但被会议否定了。。而在《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会议也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的精神，提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因此“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要求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监督生产，使国有产业向非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要求政府实行高度劳工政策，颁布劳工保护法、工厂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及最低限度工资等，使工人生活水平线能随时提高”等方针。包括对小资产阶级，也明确规定不能因为联合战线的关系而消极让步，必须继续给手工工人和店员的斗争以积极的拥护。中共五大：《职工运动议决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74、76～77页。会议的公开宣言甚至明白宣布，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固然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但是“为着强健这个同盟，无产阶级要在革命斗争中行使领导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5～106页。。

　　中共“五大”的相关决议案及其宣言，显然不能让汪精卫等人看到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的前景。“五大”召开期间，就接连发现湖南民众团体擅自赶走长沙、岳阳海关外国职员，并拒绝财政部派员接收，自行将两关收入挥霍一空；航行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间福川轮船到宜昌时，被工会扣留，且随便翻拿东西，弄得四川的货不能下来，湖北的货不能上去；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在未报中央的情况下，已经处死四五十人。这些情况，让武汉国民党领导人颇感气闷。应邀出席中共“五大”，听到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的解释后，汪精卫感觉国共两党还可以合作，但徐谦则提出：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说中国革命要保护小资产阶级，而许多小商店都是因为店员工会的缘故，弄得开门也不好，关门也不行。就理论上来说，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何以共产党并不能完全指挥工会呢？又有什么办法能使工人了解商民在国民革命进行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呢？再如理论上国民革命要保护小地主，事实上在湖南不管大地主小地主，都要交出田产，何来保护？汪精卫也说：“不顾事实一味的左倾，也就会发生‘左，左乃陷大泽中’的危险。例如主张激烈的工人运动，弄得许多工人失业，没有办法。再如农民运动，把一般地主都赶跑了，农民自己没有资本耕种，也是没有办法。又如我们占据了外国人的财产房屋，又没有作同他们宣战的准备。这些危险是几〔怎〕样的大？”《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04～1108、1115～1116、1155页。

　　“五大”刚一结束，汪精卫就与徐谦一道，再度找到陈独秀，就以下四点提出质疑：(1)1927年1月3日占领英国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2)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3)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4)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是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汪精卫告诉陈独秀：朱培德等将领专门来电，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运动。他随即提出：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谁领导谁？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他进而将所有责任都加到共产党身上，指责“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248～249页。

　　还在“五大”开会前，鲍罗廷其实就已经提出了战略“退却”的总方针，并且取得了陈独秀等人的积极赞同。鲍罗廷已经看出：要国民党同意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并不十分困难，问题是，目前形势下武汉政府不可能“以政府名义用法令规定有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因为，“一方面目前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处于对立状态；而另一方面军队在向北京方向推进，军队的指挥人员多数是土地占有者。”鲍罗廷明确表示，国民党人的顾虑是有理由的，他强调：“关于土地问题的方案和决议中不能无视军队”，且“目前不应以政府和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他同时也不同意泛泛地把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的做法。他认为：如果说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并且被革命吓破了胆，但是中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还是自在阶级，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我们现在还可以领导这个资产阶级，而不应当把他们当做革命的对象来进行打击。那种在两湖地区推进激进的社会改革的做法，是根本不对的。《鲍罗廷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1927年5月初)，《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225～228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在汪精卫等人把两党之间所发生的问题摊在中共中央面前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抑制工人店员过激行为的具体政策。如规定“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对帝国主义的商业不禁止、不阻挠”；“商民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并且规定店员不得怠忽工作，工会不得拘捕非工人；纠察队调动必须征得卫戍司令部同意；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总工会不得下停工令，各工会亦不得单独通告全体工人停工参加大会，需要参加的普通纪念大会应以三分之一之人数轮流参加，等等。《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1927年5月12日)；《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1927年5月22日)；《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1927年5月21日)。以上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17～118、121～125、134～135页。

　　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政策，遭到莫斯科的反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坚决要求立即开展土地革命。它显然大大高估了中共控制工农运动和左右国民党的能力。电报称：“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在国民党批准没收土地之前，共产党人应当积极推动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当然，需要保护指挥人员的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与此同时，“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02号(特字第89号)记录》(1927年5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档案资料丛书》(4)，第252～253页。

　　莫斯科一厢情愿的指示还没有被传送到武汉，武汉国民党中央就已经否定了着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动议。有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人已经讨论了20次左右。土地问题委员会急于着手解决土地问题，除考虑到保护革命的民众基础这一点以外，另一个关键的考虑，就是希望能够解决政府财政亏欠太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发现，两湖农民自革命以来，即不再交租交税，从而使政府财政遇到很大难题。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90～293、293～297页。邓演达据此于5月9日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报告土地委员会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和保障革命军人土地等项决议，提议大地主的地可以先行没收，委托财政部同农政部设立一个地税局统一管理；农民政权须由农民自己武装起来保护，要兵工厂拨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枪交中央农民部、国民政府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去分配。但即使邓演达也相信：“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同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因为客观的环境不允许，公布了反而不好，对我们的政策有妨害。”陈友仁更提出：“土地问题的影响大而且远，应由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地主方面的，更应当费思索。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不过并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则，只是要讨论施行这个政策的手段。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国民政府曾表示过不是共产的政府，若是将这样的议案通过了，则有口也说不清。”有鉴于此，会议通过投票进行了表决，赞成通过而不公布者，仅邓演达和两名共产党员，即林祖涵和吴玉章，其余包括宋庆龄在内的8名国民党人，均支持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暂时保留。《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37～1138，1150～1152页。

　　解决土地问题的议案被否决，立即组建工农武装的设想更立即就被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所打碎。夏乃独立十四师师长，这时驻守宜昌，负责拦阻已经倒向南京的川军杨森部顺江东下。因长期不满工农运动，又受到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影响，夏于13日通电，声称共产党人“夺主喧宾，跨籍冒名，专横肆恣，妄分左右，教唆农工，排除异己，伤天害理，循至无绅不劣，有土皆豪，四境骚然，哭声载道，我两湖人士受祸尤酷”，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694～695页。云云。夏随即率部东下，至18日已推进至距武昌仅20公里的纸坊。杨森部也随之而动，大举进至新堤一带。武汉三镇兵临城下，一时全城震动，人心惶惶。武汉政府因部队大部北上，急调叶挺率新组建的二十四师两团兵力迎敌，并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第一独立师，以一团参战，一团守城。参战的学生团虽然已经受过多时军事训练，上阵后还是乱成一团。据随团作战的共产党员教官高语罕报告称：因平时进行战事训练身上不带子弹，骤然加了30多斤的重量，走路且感困难，何况打仗？因平时没有打过或很少打靶，上阵后枪声一响，就乱放一气，把自己的长官打伤不少，团长也因此受伤。因未经实战训练，战斗打响后只顾自己，不知协同，军官们刚毕业，胆子小，不是躲着找不到人，就是藏到士兵的后面，部队一会儿就败下阵来。叶挺情急之下亲自上前阻止，差点儿也被退下来的学生开枪打伤，不得已连毙数人，才把学生赶回阵地，但已全无战斗力了。包括叶挺的二十四师，也是临时凑合起来的部队，自己打伤自己的也不少。好在夏斗寅部战斗力极弱，对叶挺和黄埔军闻风丧胆，再加上民众对之极为反感，很快就败退而去。否则情形将十分危险。《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86～1187页。

　　许克祥叛变发生于5月21日，史称“马日事变”。许为唐生智所属何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这时负责长沙防务。他于当日晚率部一举捣毁省党部、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等机关团体，解散农工纠察队，事后并成立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和救党委员会，并以唐生智等名义发表通电，宣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非厉行清党，开除冒牌国民党员不可。《湖南救党委员会唐生智等通电就职》，1927年6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二张第一版。发动马日事变的直接原因，据许克祥后来回忆，关键是得到消息称，中共已经准备利用扩编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办法，在湖南编组7万军队，其太太又无意间偷听到中共准备于25日发动事变的密谋。许克祥：《马日事变回忆录》，转见http://heart.njau.edu.cn/forum/showar.php?id=56708。所谓其太太无意间偷听到中共密谋的说法，明显地太过戏剧化，且得不到任何史料的支持，当可不计。但其关于有消息称中共准备在湖南编组数万军队的设想，却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前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来电的印证。尽管此举与中共中央无关，但这一话题却未必不曾被湖南的共产党人谈论过。注意到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明确否决未能通过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居然在五月中旬的《长沙日报》中由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宣布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33页。，湖南军队的军官们大都极为担心家中土地财产受到侵犯，此一消息的公布，再加上这时省政府决定成立土地厅，许克祥：《马日事变回忆录》。事变前一天市面上更盛传农工纠察队要缴驻军的械，就可以知道湖南的军官们会何等神经过敏了。

　　摘自《国民党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