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时代工农运动危害无穷被激烈抵制（上）

　　楊奎松《国民党联共与反共》简介：在大陆，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来写国共关系问题的书很多，但是，全面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史料，结合参照共产党方面的史料，系统考察和研究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及其策略演变经过的书，却尚未见到。本书可谓开此先河之作。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工农运动已不复占据绝对优势，各地都先后出现激烈反抗工农运动的情况。1927年2~3月间，仅据报载，在湖北一地，就先后有汉阳、阳新、监利、新堤、麻城、汉川、夏口、钟祥、黄冈、天门先后发生了捣毁国民党党部和农协，残杀国民党员和农协会员的严重事件。在武汉，工会的势力虽然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是经济形势变得十分严重，企业倒闭者日渐增多，总共9个纺织厂，一个歇业，一个厂主跑掉，其他减产均在30%左右，营业全部亏损，金融财政状况更是变得十分困难。武汉政府的财政预算要1200万元，而各省自顾不暇，政府只能就湖北一地来取得收入，但湖北的收入还不到300万，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24～1028页。故政府不得不一面靠大量发行国库券凑数，一面开始通过盐斤加价、煤油特捐和集中现金等办法，向百姓进行征发来维持财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的声音自然逐渐高涨起来。为此，中共中央也明令两湖地区党组织采取措施，防止“过火”。因此，从2月开始，共产党人已经在接连发布文件，开始约束工人运动。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中共湖南区委。1月下旬，常德工会借反英运动，领导所有外资企业以及教会学校、医院等职工，发起罢工运动。工会要求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20元，并以此为基础按比例增加所有职工的工资；职工遇有婚丧喜事应预支半年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辞退职工，应发给3年工资的退职金；每年应发给15个月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为职工提供住房和伙食，或者每月发给十元钱房贴和伙食费；每年给假一个月，另春节放假半个月，元旦放假3天，一切革命节假日均应放假并保留工资，等等。由于外国人不能接受这种要求，工会即派出纠察队包围了所有工厂企业和学校、医院等，“甚至包围了洋人的私宅，不准洋人同外界随便联系。洋人陷于一片张惶失措的境地。”各国领事集体抗议，并命令所属国民全部离湘。A　B　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65～66页。此事闹得沸沸扬扬，难以收场。2月6日，中共湖南省委率先发布关于城乡工人运动原则的通告，指出：过去对各地工人运动“我们取的放任态度，未能积极管理，以致有些地方闹得很糟。等到发生问题时，我们想去管理，又无一个普遍的原则，于是零碎应付，困难丛生，甚至与农民运动与商人都起冲突。我们现在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亟需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不仅要巩固此一联合战线，而且还要极坚强、极妥善地运用此一联合战线。若是照上面的情形听它延长下去，是再危险也没有的”《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1927年2月6日)，湖南省总工会等编《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二册，1984，第462～466页。。两天后，湖北省总工会也发出严整纪律21条规定，明令工人在工作上应受工厂或店家管理人之正当指挥，并应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工会不保护违犯正当厂规之工友；工人受工厂或店家管理人之压迫与虐待，应即报告工会，先用和平方法交涉，不得擅自争打暴动；工人与厂主店东之间如发生争执，非经两次之和平交涉，不可有罢工等行动；纠察队不得有任意打人抓人及其他违反纪律之行动；严禁工人一切敲诈勒索等非法行为；严禁工会绑人游街；严禁工人打工人。《湖北省总工会严整纪律的二十一条规定》，转见《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六册，第162～163页。

　　然而，这个时候两湖的工农运动，事实上已处于某种无政府的状态之中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曾试图指导和约束工人运动，但除了政府出面组织的湖北劳资委员会能够起到一些调解作用以外，所发文件通常都是一纸具文。如1月26日临时联席会议就曾经明确提出：汉口各人民团体应约束会员，不得自行捕人及有其他越轨行动。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36～237页。几天后，临时联席会议也发布通告，“禁止人民个人或团体自动处罚”。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59页。结果是决议也写了，通告也发了，马上就有工会给国民党中央来了一个下马威。汉阳机器工会因与周恒顺机器厂和胡德顺木样厂厂主发生矛盾，竟派纠察队封闭了两家工厂，将一家厂主五花大绑置于工厂空地上，将另一家厂主关进厕所，同时把两家厂主的家眷，连同婴儿一并监禁起来，禁绝饮食，甚至不许哺乳。此事虽经汉阳机器联合会紧急函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也转请省总工会出面调解，但汉阳机器工会还是将两家厂主及其家眷关押了数天，直逼对方做出让步，并交上罚款，才算了事。《汉阳机器联合会致蒋总司令张谭二主席函》(1927年2月4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349。其实，不要说下层工会，就是总工会，也常常是自行其是。如3月间，水电公司就发觉燃煤即将用尽，于是开了一张1　3万两银子的支票去向日本三井洋行买煤，结果却被正缺经费的总工会得知后拿去，说是派有别的用途。尽管此举可能导致整个汉口发生停电，但在外交部长陈友仁将此事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却没有人能奈总工会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2页。

　　由于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流行，各级工会往往只考虑工人自身的利益，不从政府和全局的角度来约束工人的要求，就是对总工会也时常阳奉阴违，自行其是。结果就形成经济形势越困难，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标准越高；越是满足工人的要求，经济情况也就愈加恶化的一种恶性循环。

　　仅以这时武汉的情况为例。经过一个多月的罢工和政府出面组织的劳资仲裁委员会的调处之后，到1926年底，武汉各行各业工人店员的工资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据总工会报告称：“原有之最低工资者已提高到一倍半，其次亦加到一倍，最少者亦加到三成”；工作时间也较前大为缩短，“最高者十二小时，有一二特殊情形者亦应限制不得超过十四小时，普通者多系规定八九小时。”在其他待遇方面，工人店员等均“取得星期休息、例假及医药死伤抚恤等，如女工产前后之休息，照给工资，童工学徒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等。《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大纲》(1926年12月31日)，转见《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六册，第142～145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劳动成本大幅增加等等，进入1927年1月以后，物价又进一步上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工人店员刚刚得到的实惠。于是，各个工会的要求，以及劳资仲裁委员会的解决标准也随之提高。如劳资仲裁委员会1926年12月所定提高工资标准，与1927年1月实际推行的提高工资的标准，就有很大出入。原定每月6元者提高为12　2元；7元者提高为14　1元；8元者提高为18元；9元者提高为17　1元；10元者提高为18元；11元者提高为18　7元；12元者提高为19　2元；13元者提高为19　5元；14元者提高为21　5元；15元者提高为21　75元；至1月时已改成6至15元者一律加12元。16元以上原定最多加7元，越高者加得越少，21元以上至30元者仅加3元，30元以上者仅加2元。同月，武汉钟表、眼镜职工联合会与商协86分会订立的条件则是，16元至20元者均加11元；21元至25元者均加10元；26元至30元者均加9元；31元至35元者均加8元；31元以上者均加7元。参见A　B　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18～19页；《劳委会最近解决之条件》，1927年2月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三张第一页。尽管政府方面以至于共产党人都曾强调要照顾到中小资产阶级的困难，但工人店员方面并不理解。他们甚至一面依据省总工会的要求宣布整饬纪律，一面却公开为自己要求进一步提升工资待遇而进行辩白，声称：“说某店管事因工友要求条件吞烟毙命，就是说某店因店员要求加薪，而致折本。要知工友要求，不外加资减时，究与管事何干，甚至而吞烟呢？”更何况，工友“今日所求，亦不过望店主少赚一点给我们以些少牙慧，又何至因此而折本！”如果真有折本，那也要怪“交通梗塞，帝国主义的经济操纵所致……只能归咎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逆与本省之一切反革命派的骚扰破坏，绝不能说是我们要求加薪的原故”《武汉店员总工会整饬工会纪律宣言》，1927年2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第三张第一页。。由此不难了解，工人和厂主、店主，乃至于和政府之间对问题的理解，差距何其之大。因此，即使是总工会，也不能不进一步提高工人工资的要求标准。如总工会1927年1月下旬就进一步规定：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每月13元，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10小时，特别工作时间(指必须两班倒者)最多不得超过12小时。《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7年1月21日)，转见《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六册，第154～155页。

　　当然，各个企业劳资纠纷解决情况因具体环境会有所不同，很多工厂工人工资的改善其实并未能达到上述标准，然而不少店员工会则迫使商家做出了高于总工会规定的水平的让步。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工人店员经济收入的提高，也并不仅仅体现在增资减时上，相当一部分改善是体现在几乎所有劳资纠纷中都会碰到的其他待遇问题上的。如工人店员病假、休假、探亲、女工产假与哺乳，企业得负担工资；工人店员因伤病失业之养老、因工伤死亡之抚恤，企业亦得支付相当费用；而且企业还得向工人提供伙食费、工装费、探亲交通费，以及一定的教育费等，阴历年底还应分红或发双薪。除了工资待遇大幅提高以外，工人店员休假也较前大大增加了。除每周得休息一天外，全年还得以享受元宵、端午、中秋、五一、国庆等各放假一天，春节放假三天或一周。再加上政府、工会等频频有集会游行之事，2月一个月即有初四、初五、初九、十一、十五5天集会和游行，如此全年不工作天数就已超过100天了。即使不考虑工资等金钱方面的改变，仅据对武汉几家纺织厂调查的劳动时间和生产效率方面情况，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厂家这时如何不亏本。据统计，2~3月间，工会平均每月要举行罢工游行4次，昼夜便损失8个工；过去每10天休息一天，吃饭不停工，现在每7天休息一天，每班吃饭休息45分钟，如此昼夜又损失4个工；因病假要给医药费并照发工资，每一名工人请假，厂方即须请一人替班，如此厂方等于要付出差不多3个工人的工资；而因为厂方无监督检验可能，一些工人没病佯称有病，1000多人的工厂，经常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请病假不上班，其损失程度更是可知。至于革命以来工厂普遍发生的怠工问题，因厂方无辞退权，工会又必定为工人袒护，自然也是愈演愈烈，以至“纱断不绝，休息吃烟，借上厕所中彼此坐谈，暗地偷睡等等怪状，层现迭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武汉纺织业生产及营业概况报告书》，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3157。。对于这种情况，就连武汉国民党领导人也有亲身感受。据孙科、徐谦讲：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他们仅只回店来吃饭，吃完饭，又出去开会或是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得出来。”见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19页。大批工厂商店陷到如此困境之中，再加上因战争关系和租界冲突，导致长江上下游和南北铁路交通几近中断，武汉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已是必然。

　　经济和金融形势进一步恶化，引起武汉国民党领导人的重视。实际上，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并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虽然包含着两党之间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意向，同时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汉国民党人希望改变中共单独领导工农运动的一种心理。决议之所以会把解决与共产党“共同指导”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的问题，放在第一条，显然不是共产党人自己的主意。《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74页。当然，这也并不等于说，武汉国民党人已经开始在工农运动的基本政策上与共产党人发生了怎样重要的分歧。甚至，邓演达等人还在想着如何进一步深入革命的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国民党中央批准由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和共产党员谭平山、毛泽东组成中央土地委员会，试图立即着手准备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邓演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真能成功，非得到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拥护不可。但是要农民群众拥护我们革命，非要解决土地问题不可。故“应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以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14～915页。。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武汉国民党人未必想要立即与蒋介石一派人公开破裂，事实上，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

　　3月16日，被蒋委以负责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的段锡朋，在“呈准总司令部”后，即组织人员先是封闭左派报纸《贯彻日报》，进而冲击受命于武汉中央的九江市党部。次日更一举捣毁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农民协会等处，导致左派国民党人死伤二三十人。转见杨天石《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361页。3月23日，总司令部特务处副处长温建刚等人又在安庆组织与武汉任命的党部对立的分子，殴伤出席国民党安徽全省代表大会代表数十人，并捣毁安庆市党部等处。3月30日，武汉任命的浙江省党部及其所属民众团体亦被捣毁。次日，参加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在重庆组织的反英大会的民众，亦遭军队开枪射杀，导致大批人员伤亡。4月9日、宁波、厦门、南京均同时发生蒋系势力以武力夺取党政权力的事件。

　　面对这一新的紧张形势，武汉国民党人最初显然仍旧想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寻求一种政治解决的途径。因此，武汉国民党领导人对各地发生的这些情况一般均持慎重态度，除了下令调查外，最多不过是否决蒋介石任命的各地党政组织，而另委他人。即使个别地方党部对蒋系势力发起反击，也仅仅是因为当地有拥护武汉中央的驻军在幕后支持，且发起者均为共产党人。如4月2日共产党人与左派国民党人携手在江西南昌捣毁蒋任命的省党部等，夺得党权，即是因为同情武汉中央的地方军事领导人朱培德受命重组江西省政府，共产党人朱德又是南昌市的公安局长。但是，武汉国民党人的愿望显然无法实现。4月1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汪精卫带来的蒋介石等决心在南京开中央全会并必定另组政府的消息，使武汉国民党人意识到，破裂已经迫在眉睫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49～1050页。两天后，武汉方面又进一步得到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就在汪精卫等气愤地大叫“简直是反了！”之后不几天，就又传来了蒋介石等人在南京已经另立中央和政府，以及广东李济深亦公开附和南京的消息。武汉国民党人对此表现得异常愤慨。汪精卫公开演讲说：“自从蒋介石创办黄埔陆军学校以来，民众、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都拿自己的血来帮助他，完成国民革命。做梦也不会想到蒋介石会将民众、国民党人、共产党人的血如此流法。……如今还集合一班反革命的人来打击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左派中的共产党人不用说，是他所欲得而甘心的。纯粹国民党左派的人呢，加上一个勾结共产党的头衔，去之惟恐不尽。”但我们是不会听任蒋介石这样做下去的，“革命是永远前进的，在往前进的时候，遇着阻碍，只有毫不游移的将他扫除。”转见《国闻周报》第4卷第28期，1927年7月24日。但是，无论武汉国民党人怎样慷慨激昂，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成立，毕竟使本来就已经深感困难的武汉政府，更是彻底地陷入到四面受敌的境地之中了。

　　形势已经如此恶劣，武汉国民政府却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麻烦，即与列强之间的关系这时高度紧张。因为，3月26日刚刚发生了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占南京后出现抢劫外侨现象，导致英美炮舰施以炮击，并将威胁的矛头指向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紧接着，就在武汉政府所在地的汉口，又发生“四三”事件。事情是因为一名叫刘炳喜的车夫与日本水兵发生纠纷被刺伤，引发群众暴动，与大批登岸的日本水兵发生冲突，多名中国民众在冲突中被日水兵射杀，而日租界亦被群众围困，日人工厂、商店均被迫停工歇业。这无疑又将武汉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弄得高度紧张。而这边“四三”事件刚刚发生，那边湖南省总工会等民众团体，激于对南京事件的义愤，又自动实行对英罢工、强行接收青年会和封闭外国工厂，进一步引发英美新一波抗议。与此同时，一直得到武汉政府支持的外国银行行员等外国企业员工的罢工斗争，因罢工方要求过高，迟迟不能达成妥协，也成了加剧与英美之间紧张气氛的一种因素。其要求包括行员自行辞职时，凡工作满一年者银行应当给最近薪数3个月，每多一年递加一月，并给旅费；行员一律服中山装，第一年费用由各行供给，以后每年按时价津贴半数(每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两套大衣、皮鞋及零件，均属之)；行员每年应给假四十天(路程例假病假在外)；行员薪金不论多寡，每月以百分之十储蓄行中，该行应照原数加一倍收账，月息一分，退职时并享受红利每年百分之三；膳费每月每人十五元，宿费每月每人二十元；凡行员婚娶及父母妻室丧亡时，给假一月，并补助二百元；行员已成婚者或成婚时每月津贴二十元，等等。《汉口银行行员工会外国银行要求改良待遇条件》，1927年1月15日，台北党史馆藏档，汉11844。面对如此困难和复杂的形势，特别是面对列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显然已经有些手足无措，应接不暇，他们开始抱怨民众运动，并找共产党人来想办法。汪精卫明确讲：目前“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太自由了，适足以逼得他们形成一条联合战线”。谭延闿说：过去在广东外交办得很好，就是因为不对外国人加以个人的攻击。而现在却时常发生攻击外国人的现象，如何能好？孙科亦坦言：“这简直是自杀，把一些工厂都逼得关了门，政府又没有几多钱来救济，试问他们吃什么？”据此，汪精卫提议：“鉴于近来的形势，有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之必要。一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一是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的问题。”必须召集一个所有中央执监委员参加的谈话会，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总要充分的讨论，把各人的经验都贡献出来，求得一个圆满解决的方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053～1055页。（未完待续）

　　摘自《国民党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