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困守孤岛的民主梦想：对中共的统战置之不理

　　[导读]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写去一封信，规劝胡适回大陆看看。胡适在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的资料。

　　1949年4月6日，胡适别妻离子，孤身一人从上海公和祥码头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前往美国，就此也和中国大陆永远说了再见。此后，他大概在美国待了9年，几乎占他生命最后13年的四分之三。4月27日，他住进纽约东81街104号公寓——7年前他卸任驻美大使后的住处。这一次，虽然不再是大使，但他还是肩负一定的政治使命。而这一次，他远无当年的风光。

　　争取美援颇受冷遇

　　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专机把胡适从北平接到南京，17日又和夫人宋美龄在官邸设晚宴为胡适祝寿，这是胡适在中国大陆上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1949年1月8日晚，蒋介石邀请胡适共进晚餐，席间力促胡适赴美：“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在台北胡适纪念馆，保存了一封蒋介石致胡适的密信，交待了胡适此行的任务还是争取美援。信是1949年5月28日写的：“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

　　胡适一到美国就对记者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然而，胡适此次美国之行的游说并不顺利，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对国民党的腐败都失望透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政权的支持。胡适曾在5月间两赴华盛顿见美国政界人士，他后来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痛苦，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以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

　　处处碰壁的胡适这段时间精神苦闷，有点心灰意冷的感觉。6月，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在胡适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6月29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甚望适之先生能先回国”出任职务，最终还是被胡适婉拒。8月5日，美国公布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指责国民党腐败，这让胡适十分彷徨，担心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以致于心脏病屡次发作。

　　1949年9月5日是美国的“劳动节”，胡适利用周末两天和“劳动节”这一天，一口气写了一篇5000 字的《象棋小考》，又写出若干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字。胡适自己也称这些文字是“百无聊之中”的“试作”，钻故纸堆做考据，其实只是为了从恶劣情绪中挣脱出来。

　　直到1950年1月14日，美国宣布撤退中共区域内一切使领馆人员，胡适才敢断定美国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内不会承认中共政权，在这个判断基础之上，他才打算一段时间内留在美国。而他在美居留的身份问题，直到1950年5月间，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当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职务并以相当于正教授的职称聘任，才得以解决。

　　在纽约如噩梦般的生活

　　胡适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两年，这是他晚年在美国惟一比较正式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尽管有正式工作，但胡适在美国过得还是很艰辛，这个职位的年薪是5200美元。胡适在1952年4月曾详细地计算过每月的生活费，细化到房租、夫人、工人、洗衣、电气煤气、电话、报纸文具、圆桌俱乐部、食料、零用各项，共550美元。以此推算，每年约需6600美元，更何况胡适常犯心脏病，医疗费用也是很大的负担。以至于他不止一次对唐德刚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亟需。”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到纽约后，原先的公寓已很拥挤，朋友们劝胡适买大一点的房子，胡适回答说:“确实没有力量买房子，而且我的‘家’太小，用不了一所房子。”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胡适当时的窘迫。胡适离开北京的时候走得很仓促，收拾好的102箱书没带出来，到美国后，他对此懊悔不已。胡适的一位美国朋友可能知道胡适当时的处境，赠送胡适200元美金，要胡适“自己挑选爱读的书”，作为他们的赠书。胡适接受了馈赠，决心“要买点有用的书，重建一个参考图书馆”。

　　赵元任夫妇曾寄给胡适两包《哈佛丛书》，胡适非常兴奋，当即抽出一本看到半夜后才睡，然后他又哀叹：“可惜没有书架，书还不能上架”。之所以没有书架，是因为夫人江冬秀对胡适藏书极为反感。胡适后来曾对秘书胡颂平说：“我的太太以前对人家说：‘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地方少，给死人住的地方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当赵元任夫妇要送他一套《四部丛刊》时，胡适写长信恳求他们千万不要送：“原版的《四部丛刊》有二千一百册，我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何况二千一百册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 ( 若有书架。必须六七大架。怕还不够。) 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她绝对不能帮我的忙。从种种方面想过，我只好再恳求你们把这部原版的《四部丛刊》留在你们的家里。

　　江冬秀不懂英文，许多事情都得胡适亲自跑腿，比方说购物、跑银行、发电报、付账单等等。胡适请了一个老太太每周二来公寓打扫卫生，但又担心“家中若没有人对于清洁有兴趣，有指示能力，佣人当然要躲懒的”，因此很多时候他必须自己动手扫地、擦桌子、洗玻璃杯、化冰箱的水、洗客人用过的烟灰缸。1951年3月29日，胡适在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信中讲到过去两年的生活，“一切都如噩梦”。

　　1952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终止了对胡适的聘用，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位由胡适的助手童世纲接任。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节省预算，胡适的年薪是5200美元，童世纲年薪3480美元，比胡适便宜得多。为顾全胡适的面子和情绪，在费尽一番脑筋后，普林斯顿大学当局决定让胡适担任不支薪的一个荣誉职衔。

　　百无聊赖的胡适只有看一些无名作家的小说，打发时光，有时一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甚至做一些小说情节的细节考证；或者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在那些报纸副刊的上上下下做批注。

　　唐德刚有一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负责人共进午餐时，听说哥大要充实汉学的教学研究力量，遂乘机推荐胡适。那位负责人反问：“胡适能教些什么？”唐德刚认为，哥大是胡适的母校，如果请胡适去，胡适一定特别卖力。然而哥大终究没有请胡适。在胡适自己的眼里，美国的学校把他看成“白象”，意思是大而无用。

　　蒋介石每年资助胡适9000美元

　　此时，蒋介石没有忘记他潦倒之中的“诤友”胡适。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中，有一组50年代初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的电报。俞国华是蒋介石的同乡，长期在蒋介石、蒋经国身边工作，参与机密。俞国华1947 年赴美国，1951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这组电报拟于1951年5月15日到1955年5月16日，内容很简短，都是蒋介石委托俞国华向陈立夫、胡适赠款。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考证，这组电报是真实的，在1951 年至1955 年间，蒋介石共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几成定制，共美金45000元。平均一年9000美元，比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薪要高。

　　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此项固定资助并未提及，不着痕迹。但钱他应该是收了的，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还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赠送。而且俞国华给蒋介石的回电中，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一句，“照发”就是“照前例分发”之意。可以想象的是，这笔钱对于胡适可谓是雪中送炭。在俞国华首次向胡适赠款10天后，胡适于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胡适劝蒋介石要知己知彼，“多读中共出版的书，如《斯大林论中国》之类”，还劝蒋介石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还希望“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两年多没联系，忽然向蒋介石建言，可能还是和蒋介石的人情有关。

　　1952年，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适有意应聘，但鉴于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遂向“外交部长”叶公超请求，让叶征询蒋介石意见，最终因蒋不同意而作罢。按说胡适又无公职在身，只是应聘英国的一个教职，如此郑重其事地向蒋请示，估计还是接受了蒋介石接济的原因。

　　1952年11月19日至1953年1月17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邀请赴台讲学。在台湾，一下飞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机场迎接。临回美国前，蒋介石约胡适吃饭，两人交谈了2个小时。胡适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次谈话“对余个人颇有益也”，认为胡适的意见是“金石之言”，让他颇为感动，评价胡适是其“平生之诤友”。

　　1954年2月18日到4月5日，胡适又一次回到台湾，当时台湾要召开“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胡适回到台北后发表谈话：“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当有人告诉胡适，传说蒋介石曾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胡适回答，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谦让，非常感谢。但他心脏病史已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这副担子？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并当选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将中共抛出的橄榄枝当“匪情”

　　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一度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适作为“代表性人物”，无疑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再度争取，以毛泽东1956年2月在北京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所说的一段话为标志。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念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此后，出面劝胡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周鲠生，一个是曹聚仁。

　　周鲠生是知名的国际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胡适的同事和文友。1956年9月16 日，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之邀赴伦敦访问。在这里，他会见了创办《现代评论》时期的老友陈源，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畅谈了三个小时。周鲠生除规劝陈源回大陆之外, 还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陈源于9月20日致函胡适, 原原本本转达了周鲠生的上述意见。大意是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并不针对个人。如果胡适回去，还是会受到欢迎，并且来去自由。依据当时的外事纪律，周鲠生和陈源的接触事先必须经过请示，事后也必须进行汇报。周鲠生保证胡适可以在大陆来去自由，当然也不会是他个人的轻率承诺。胡适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写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画去一封信，规劝胡适回大陆看看。曹聚仁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战地记者，在赣南时，与蒋经国熟识，著有《蒋经国论》，大陆解放后，长期居留香港。1956年开始，他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胡适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然后在曹聚仁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将信转交了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的资料。

　　在胡适的思想深处，始终有一个理念，即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人是格格不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决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他堵住了中共为他敞开的大门。

　　就职“中研院”院长，当面批驳蒋介石

　　1957年11月4日，蒋介石发表命令，准许“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任命胡适为院长。胡适最初以肺炎为由推辞。蒋介石坚持由胡适接任，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回台任职的很多。胡适也想利用“中研院”史语所的藏书写完《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12月6日，他复电蒋介石，请任命考古学家李济暂时代理院长，等于同意将回台湾任职。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副总统”陈诚到机场迎接。4月9日，胡适在“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陪同下前往士林官邸，和蒋介石谈了大约一小时，说的都是学术问题。

　　4月10日，胡适就任院长，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胡适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适的话没说完，蒋介石已怫然色变，其他听众也一个个目瞪口呆。过后，有朋友劝胡适回台说话要谨慎小心，认为胡适有伤蒋介石的面子。胡适自己觉得没什么，“诤友”总有说话的自由嘛。然而，蒋介石却视此事为奇耻大辱，以至于夜不能寐，在日记中说胡适“狂妄荒谬”。

作者：熊崧策，原载: 《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