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道县大屠杀（下）

　　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８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４口；就在47军进驻道县制止杀人的８月29日，刘代修还顶着禁令，又杀害李念德家９囗人。李家14口，只剩下李念德一人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当做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两天两夜。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其妻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将他们一家三口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就这样结束了。接着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另外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火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将８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他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７天后被人救起，她家其他5口全死于天坑。1985年，唐兴浩被开除党籍，在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追问下，他才托人将那100元还给周军阳。

　　杀人凶手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８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陈高肖的妻子吓得逃回娘家朱家湾，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把她押回大队部。陈高友决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吃饱喝足，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集体轮奸，还从这个女人的衣袋里掏走20元钱和４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光棍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在大屠杀风潮中，凶手每杀一人，报酬是二、三元或十斤谷，由大队或公社开支。胡茂昌这个人，一字不识，好吃懒做，手脚不乾净，平时村里人就瞧不起他。即便是杀人风起时，大队也不安排他去杀人。胡茂昌坐不住了，嚷着要去杀，谁都拦不住，你总不能不让人家杀阶级敌人嘛。胡茂昌为什么争着去杀人呢？一是他心里发冲，想杀，二是杀人有补贴。

　　胡茂昌所在大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2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死刑。胡茂昌自告奋勇，跳出来说：“我来一个！”待到把一干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时，一些人又感到下不了手，有点畏缩。胡茂昌上前一步，拍着胸膛：“怕什么，看我的！”他抢过一个民兵手里的马刀，挥起来，眼都不眨一下，一气砍掉7个。砍到第八个时，刀不快了，杀卷囗了，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像用锄头挖土一样，硬是把个脑袋挖断了，弄得自己浑身是血，头发都被血浆糊住了。

　　杀完人，胡茂昌像凯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装戏里刀斧手的动作，把滴血的马刀高举过头，向围观的人示意，顿时赢得一片啧啧赞叹。这时，其余13名已经被其他民兵砍掉了。胡茂昌想用马刀尖挑起一个头举起来耍耍，弄了几下没挑起来。环顾四周，胡茂昌意犹未尽，陡然想起某个被杀的人家中还有几个小孩子，便向在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建议，某某家还有三个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队书记已被胡茂昌的作为镇住了，想不到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没等支书点头，胡茂昌就一马当先杀回村去。

　　进了那家的门，也不答话，当头一棒先敲掉了开门的老大。老二吓得扭头就跑，被胡茂昌一把抓住，举起来用力往下一摔，也没气了。他从被窝里抓起最后一个，正要如法炮制，孩子的奶奶（因娘家出身较好，又与大队主要负责人有点亲戚关系，未被杀掉）掂着小脚，母鸡一般扑上来，死死拽住小孙子不放。胡茂昌大为恼火，猛一发力，将老奶奶推倒在一丈开外，顺手提起孩子的两只小脚，朝下使劲一摔，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胡茂昌那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溅满了红红白白的孩子的脑浆。

　　这一天胡茂昌共得杀11人，得手续费55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红还多。胡茂昌所在的大队经济状况好一些，每杀一人补贴５元。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来道县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一旦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被杀的外地人多达700多人。

　　军队进城的第二天，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360余人，缴枪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红联头头关有志、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在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区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袁在总结发言中说道：“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9月1日清晨，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次日又撒一次。传单内容主要有：“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开始制止杀人非常艰难。一天中午，部队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营长刘富安带人赶去制止。到那里天已近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囗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堵在村囗，不许军人进村，经再三宣传，才让进村。当晚，他们没地方住，住进一个小卖部。卖主马上把能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他们，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

　　９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又激起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特别在农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这些制止杀人的部队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与他们拼到底。

　　道县大屠杀好比引爆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冲击波四下扩散，省会长沙的湖南大学也跟着贴出“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幅标语，道县的几个邻县更是跟风杀人。江华瑶族自治县，从8月29日到10月25日，57天里杀了898人。宁远县8月18日开始杀人，先是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了４人，接着麦地公社贫协主席、文革主任王财富指挥民兵把38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像柳条儿串鱼一样捆成一串，一个个推下荒废的红薯窖，放火烧死，盖上黄土。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召集晓睦塘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有人问他怎么搞，他笑而不答，很艺术地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另一只手以掌代刀，作了个砍的姿势。干部们言听计从，将全大队地富及其家小共68人统统推入地窖活埋。这个大队是零陵地区杀人最多的大队。

　　宁远县有个弯子里村，村子不大，多数都姓郑。中秋节后的第五天清早，该村50多人被乱刀砍死，全部丢进地窖。身材高大的郑工金被砍死后，身子进不了窖眼，杀手们毫不犹豫地用锄头将其身子挖成三段。12岁的少年郑山蓝吓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树上，被抓了下来。他跪在地上磕头：“叔叔伯伯莫杀我，我一世替你们做工都要得。”这话成了遗言。刚满17岁，长得十分秀气的郑翠云，被几个人按在本村小学里轮奸，然后砍死。12岁的女孩郑见品，慌乱中爬进一条又臭又冷的阴沟，在里面躲了三天三夜，保住一条小命。村里三个单身汉，趁机将三个有些姿色的女人关起来，杀了她们的丈夫，然后堂堂正正地与她们结婚。宁远县杀人的特点是一家家地杀，杀光杀绝，不留隐患，共杀1092人，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永县界牌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玉，大屠杀期间回老家道县探亲，沿途见河里漂着死尸，树上挂着死尸，很受启发，回到自己的公社就开杀人吹风会。第二天一早，文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自进带着一些人，敲锣打鼓地来公社报喜，称该大队昨晚已杀了６人（零陵地区杀人报喜的，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队也纷纷部署杀人，先后杀325人。双牌县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全县共杀345人（含被迫自杀的48人）。新田县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稍晚，其杀人特点是声势浩大，开万人大会，现场杀人。全县21个公社，有18个公社先后召开了万人大会。

　　零陵县的永州市，９月的几天内杀158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南山县共杀145人，该县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杀掉其中骨干，实际上全部都是假案。祁阳县周塘公社逼供出一个黑杀团，公社组织委员李新明进一步扩大战果，深挖出600多反革命分子，并将追查风扩展到全县33个公社，共杀218人。

　　东安县距道县较远，杀人风期间仅杀11人。可是８个月之后，该县有关部门审查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妇女，引发全县追查反共救国军，挖出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审讯中，打死141人，被迫自杀278人，致伤残1132人。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66天里，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被杀和被逼自杀4519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都不同程度地杀了人。包含道县在内，文革期间全地区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致残2146人。按阶级成分划分，死者中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归纳为10种：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９、火烧（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

　　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时，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100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道县屠杀大事纪300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6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半年之内，他们用多种方式向上级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中央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像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又踢回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打死的。零陵返报省委，省委返报中央，花了整整一年时间。

　　在此期间，8名上书者遭到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上阎锡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一年，受尽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被关在牢里，遭受迫害。蒋良信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

　　1985年春，道县杀人事件调查组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该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参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的回答是：“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

　　我下乡插队期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生产队里几乎所有技术活的尖子都是地富子女。 比如撒种、育秧、大牲畜饲养、农药配制、化肥用量计算等，甚至包括石匠、木匠、篾匠、水电机械等活计，大都由这些人去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地富子女现象呢？我观察和分析得到的原因如下：一、当时地富子女政治上受歧视，招兵、招工、招干没他们的份儿，只能在身边这些农用技术领域用心思，求发展。二、地主富农都是一些智力和素质相对较高的人，他们的子女遗传了这些品质，具有掌握农村各项技术的先天优势。三、贫下中农在政治上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在农业技术上不思进取，遇到技术含量较高一点的工作就让他们的管制对象——地富子女们去干。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钻研农业技术的兴趣，从而失去了掌握这些技术的能力。

　　作者：湘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