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道县大屠杀（中）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主持召开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杀了31人。

　　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回忆钟佩英时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那阵子，钟佩英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参加什么‘湘江风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路边那口山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几个耳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郑家大队杀第四批的７个人时，是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把这7个人勒死的。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县流传起“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的谣言，加之在此期间有4个区搞出7个反革命组织，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８月13日，祥霖铺区的袁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人，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８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里，根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共杀掉了1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

　　8月14日，桥头公社公安特派员杨逊卿，到大江洲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二人：75岁的秦秀容和她5岁的孙子何国新。那么多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不杀，何以就杀这一老一少两个阶级敌人？杨特派员召集开会时，有人提到，过去秦秀容家里光洋用斗量，餐餐煎鱼炖肉，还说秦秀容藏有几本存折，杨逊卿心里一动。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某天老的腿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晓得会落在谁手里，说不定就留给蒋介石反攻大陆用了，于是决定把这一老一少抓起来。秦老太太一囗咬得钉子断：光洋一块没有，土改时都交出来了，如今祖孙两个相依为命，一个劳动力没有，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存？杨特派员不高兴了。

　　老的死顽固，就威吓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绳（捆起来），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说着拔出腰间的手枪，吓唬小孩。５岁的何国新没见过这样恐怖的场面，跪在奶奶脚下，哭得凄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吧，交出来……”秦秀容如泥塑木雕。何国新又转向持梭镖、马刀的人们：“叔叔伯伯，你们莫杀我，莫杀我。我会做事，我给你们放牛。”“交出光洋和存折就不杀你了。”杨公安仍然抱有希望。 何国新又转身抱住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来。光洋是什么啊，藏起有什么用？”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掌，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细崽，不要以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个伴。”

　　理家坪公社有个地主分子，60来岁，解放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县粮食局长，虽然活过了土改和镇反，以后每次运动一来都要被折腾一番。这次逃不过了，群众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大队贫协主席兼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院长”宣判后问他：“你知罪不？”他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你说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留下地富当骨干。”“我好像没说过这个话。”“你还不老实！说，你这样想过没有？”“你让我想一想我想过没有。”

　　“你还不老实！”囗号声骤起。“我想，杀党、杀干我或许可能想过；但是，杀贫下中农，我确实没有想过。”“ 你还不老实！你杀党、杀干就不杀我们贫下中农吗？”“你们贫下中农都是做工的，不是说地主是靠剥削贫下中农生活的吗？把你们都杀了，我剥削谁去？”“你，你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我正因为死到临头才特别老实！”于是群情激愤，一涌而上，让这个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几个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几根木桩上；党员、团员、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每人发一根木棍，依次一人打一棍，打一棍问一声：“还老不老实？”直到把这个老地主打死。

　　８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关说：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8月8日抢了武装部的抢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还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要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公社与会人员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５个大队行动迅速，４天内杀了13人。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40多人，数字报给熊丙恩，熊厉声斥责：“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保自身平安，只好回去补杀。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８天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有１人被杀，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８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党支部计划杀５人，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当即批准。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５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一天，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晚上又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至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当晚，王盛光又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

　　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于是全区3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杀人部署会。到８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认为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杨盛芳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抢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即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12人炸死，这叫“坐土飞机”。

　　８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开庭审讯13人，其中８人被判死刑。在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７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８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

　　８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死刑。何兴盛叫一个名字，民兵就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人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轰隆一声闷响，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区委主要负责人叶成虎指示“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又将31个阶级敌人赶上一只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和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杀了张秀华才56天的小儿子之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大队成立财产清理小组，将被害人家中的财物分掉，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请示何支书，用鸟铳将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开一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率6950部队于８月29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散会后，熊丙恩却授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８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东风、胜利等大队散会回去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做出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４人。

　　9月2日，47军的部队已进驻道县三天，制止杀人的精神也贯彻到全县各大队。傍晚，梅花公社东风大队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回来，同村的何定信、何若英父子到何若贝家聊天，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这事传到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那里，却成了何若贝从革联窝里跑回来搞串连。何子良当即吹响紧急集合哨子，带上十几个民兵将何定信父子抓起来，并迅速整理出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还附带整了一个漏网富农何喜生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示，公社同意杀掉何定信。

　　９月5日上午，何子良召开社员大会，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的罪行。散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20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狮子山槽古里杀害，何若英被绑去陪斩。为了让何定信死个明白，杀他时，何子良说：“慢点，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为一棵樟树与何子良发生纠纷，此事闹到区里。最后，何定信打赢了官司，何子良至今耿耿于怀，伺机复仇。

　　当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来了电话，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审讯为借囗，带领3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祠堂里提出来。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贫下中农，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说，我父亲也死了，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心想照你的说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该杀了，留着以后翻天？“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何子良喝止道。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叫民兵开枪。大家觉得，不是说公社要提人吗，怎么在这里搞掉呢？都不肯动手。何子良生气了，狠狠骂了一句，亲自开枪将何若英打死，又叫一个民兵用马刀把何的头割下来示众。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的何代余支书，嘴巴能说会道，嗜好也多，比如好打人，好女人，好多吃多占。1964年农村搞社教运动，大家都不提对何支书的意见，只有贫农何代井站出来，清了何支书的账，还打了他一耳光，后来何代余杀了自家一头猪用于退赔。

　　杀人风一起，何支书在会上说：“搞阶级斗争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几个四类分子，那些一贯调皮捣蛋的坏家伙也要干掉他个把子，让毛主席的光辉彻底照耀我们吊高楼大队！”何支书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好，用得活，懂得饭要一囗一囗吃，仗要一个一个打，要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决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出面请求消灭四类分子。何代井不愿意干杀人的营生，何代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他阶级立场不稳，屁股坐歪了，与他一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

　　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仿佛焕发了青春，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村里村外赶着去杀人，一时成为令人瞩目的杀人英雄，出尽了风头。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差不多杀干净了，上面传来话：禁止滥杀。何代余立即召开大队民兵营长、革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这坨毒。何支书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拼命，就想出一个智取的办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去大队部分花生和红瓜子，何不知是计，早早来了，坐在大队部的门廊里抽烟。何支书看准了，一声令下，三条汉子冲上来，一顿扁担打断了何代井的手脚，然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何代井打人杀人，连小孩也不放过的种种恶行。群众义愤填膺，一致喊杀。人们赶来一头雄壮的牯牛，把何的双脚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后，像拖犁拖耙那样，拖到两里路外的尖尖岭上处决。到了尖尖岭，何代井浑身皮肉全被拖烂，十几个民兵又用鸟铳打了一阵。

　　作者：湘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