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入中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
他或许不是中国最高产的作家，但肯定可以列为中国经历最丰富的作家之一；
年轻一辈对“萧军”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吗？或许很多年过半百甚至花甲的人，对萧军也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消失与中国60年前的政权交替几乎同步。“文革”过后，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军重返文坛自我调侃说：“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
萧军与萧红，摄于1936年。（萧燕提供）
萧军，与同样来自东北的女作家萧红的相识、相恋、同居，令多少人艳羡！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被誉为“中国的《铁流》”，而萧红的《生死场》让鲁迅断言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他与萧红的分手，又让多少人叹惋；
萧军，是鲁迅最信任、悉心提携的东北青年作家，鲁迅回答斯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列举了茅盾、叶紫、艾芜、沙汀、柔石、郭沫若、田军——田军就是萧军。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序，推动出版；鲁迅下葬时，萧军是16位抬棺者之一，是万人送殡的总指挥；鲁迅安葬后，萧军是鲁迅坟前唯一一位频繁的祭扫者……
萧军，在延安深受毛泽东礼遇，是他的倡议，启发了毛泽东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点名让他第一个发言；但萧军又为中共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王实味仗义执言，在一次大会上舌战群儒六个钟头；
萧军，在东北解放区受到严厉批判，被称为中共掌权后文坛“第一场斗争”，从此他就基本上被封杀、消音……
有文章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萧军这样特殊，牵涉那么多重要的史实和人物，他像一个张开的蛛网，串联起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重要的片断”；“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7年元月，笔者拜访住在费城附近的萧军的小儿子萧燕，请他谈谈自己的父亲。
◆从30万言交代中认识父亲
“萧燕——把这个‘燕’字读成‘燕子’的‘燕’（去声），你会感到几分纤细；把它读成‘幽燕’的‘燕’（平声），你会感到几成粗犷。”
认识萧燕已经13年。1997年，萧燕的彩色照片《鉴》（Reflection）荣获美国摄影协会第64届威明顿国际摄影大展的最佳纪实类金奖，我写下了上面那段文字。跟十年来日渐发福、也日益小眼眯缝的萧燕说起这段往事，他也笑：常有人把我当成女孩儿，我连姓带名都偏女性化么，跟陌生人打电话，或者出差安排住宿，往往都得特别强调：“萧燕是一老爷儿们啊，别弄错了！”
《鉴》（Reflection），萧燕摄。1997年荣获美国摄影协会第64届威明顿国际摄影大展最佳纪实类金奖。（萧燕提供）
萧燕“文革”前在清华附中读初中，1968年下放到山西太谷县插队，“文革”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工作，从新闻系函授毕业；曾任中国《国际商报》专职摄影记者。1987年他来到美国，当过自由摄影师，后在北美卫星电视公司、传讯电视搞摄像。自2001年起，他任香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站的摄像，拍到无数独家新闻，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也日涨。2003年，他是仅有的两名跟随美军进入巴格达的中文媒体记者之一。2006年，他从凤凰卫视辞职，重新当自由摄影师。
我听他多次谈起过他在伊拉克的战地见闻，他作为仅有的两三家中文媒体代表之一，出没于白宫、国会的采访经历，但是听他专门回忆父亲，这是第一次。
萧燕说，很多人采访我，要我谈我的父亲，我说，他作为作家，我对他的了解不如很多专家学者；但他作为父亲，我绝对尊重他、爱戴他、敬佩他；他作为一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
“大写的人”，这个说法出自俄苏文学家高尔基，意思是正直高尚、光明磊落、有人格有担当的人。
萧燕说：“我爸爸晚年不写回忆录——有很多人劝他写，说你这一生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太丰富了，太宝贵了，不写下来多可惜啊！但他说，写回忆录，如同是在揭已经长好的疮疤。对别人，也许是没什么，而对于我自己，那却是血淋淋的现实啊！虽然有些人当年伤害过我，但他们的子孙却没伤害过我啊！我应当为这些孩子们着想。后来他去世后，我妈写了回忆录《我和萧军风雨50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不过，非常难得的是，经历过“文革”焚书坑儒的劫难，萧军早年延安时期的三十几册日记却奇迹般保存下来了，200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辑入这些宝贵的日记和萧军早年写下的一些回忆录。从童年写起，到五十年代初在东北办《文化报》止，萧军详细回述了自己求学经历，与萧红相识到分手，与妻子王德芬的相恋结婚，四十年代在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交流和交锋。收有生活照片70幅，还有三封毛泽东给他的信的手迹，也是第一次面世。
萧燕赠给我这两本书。他说：我向你推荐其中首次发表的父亲的“延安日记”：以鲁迅弟子、《八月的乡村》作者、毛泽东座上客、党外作家等等独特身份，赶上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日烈、共产党在中国上台前夕这一特殊时期，以无掩饰、无遮拦、无忌讳的形式，及时、细致、清醒、客观地剖析自己及中共诸多领导人、以及后来在中国文艺界如雷贯耳的诸多名家……这价值还用多说么！
萧燕说，父亲从来不跟子女谈过去经历。子女比较全面地了解他，是拜“文革”之赐：“1966年，我父亲被关押，还挨打，要他坦白交代，他就写了关于他自己整个一生的材料，交给当时的市委学习班。他说每个孩子都要自己抄一份，这份东西是借着在学习班写交待，给你们子女的一个交代：你们的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我每天抄啊抄，30万字啊！抄了这份‘交代’，使我们家所有这些孩子，对父亲没有一个动摇的，都是死保到底！”
萧军从墙上笑眯眯地看着小儿子萧燕读书。（高伐林摄）
萧燕很惋惜，插队年月把父亲的30万字“交代”遗失了，“好在大部分东西在他以后出的《萧军文集》里都写到了”。
谁崇敬鲁迅，就跟谁亲
1938年3月20日，31岁的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步行十几天第一次来到延安。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去打游击，但路途阻绝，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听丁玲说起，便很想见见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致意。和培元提出约个时间与毛见面，萧军竟然婉拒：“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不以为忤，特意到招待所看望萧军，请他吃饭。萧军还参加了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毛泽东对文化人开诚布公，对鲁迅先生高度评价，并和师生来宾在操场上就着风沙，大碗喝酒，大口吃菜，给萧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台山没去成，丁玲邀萧军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勉强同意了。到西安，他与萧红之间维持六年的共同生活告终，不想再呆，巧遇塞克、王洛宾一行去兰州，就一起同行。不久，他与家在兰州的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王德芬结合——王德芬就是萧燕的母亲——又折回四川。1940 年6月，他们夫妇与老友舒群一起，第二次来到延安。
以文学家的眼力，萧军对毛泽东观察得挺细。1941年7月18日，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谈到鲁迅的清苦生活和一些战斗故事，看到毛“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他的病着的膀子不能举起，每次吃饭取菜总要站起来”；毛泽东说未来的新民主主义“‘那是真正平等的社会了……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1941年7月20日日记）
在后来一次与毛长谈后，萧军又在日记里写下对毛的观感：“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1942年1月1日日记）
萧军过去不是很了解共产党，在延安他对看到的很多东西不以为然。像他去参观联共党史参考资料，“有几张照片，故意牵强附会以及把列宁、史塔林（斯大林）的照相特别放大，这使我反感。不禁想到这些政治追随者，只有政治和政治领袖，不会再想到别人……这是奴性的表现”；他评价边区周围这些共产党人“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
但他对毛泽东另眼相看。萧燕说：父亲性格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为什么跟毛泽东谈得来？从日记里，感觉我父亲和当年的毛泽东性格很多地方相通：一样是独来独往，一样是不惧压力，一样是能忍辱负重，也就是“惺惺相惜”吧。我父亲自己说：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最根本还是建立在“鲁迅的基础上”——父亲对鲁迅先生是五体投地般佩服，所以这世界上谁崇敬鲁迅，他就跟谁亲。毛泽东对鲁迅先生评价高啊，非常尊重，所以父亲一下就觉得跟毛泽东感情上很亲近。
萧军曾公开宣称：鲁迅先生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
毛泽东与他谈过很多次，多次一起吃饭，至少给他写过十封信。他说：“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毛泽东有一次告诫萧军要经得起委屈，现身说法讲他自己“在党内受过11次处分，但是我什么都不说……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1942年2月10日日记）。萧军颇为之不平，写出《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送交毛审阅删改后投给《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发表。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舒群，要求删掉文中自己的名字……
萧燕说到这里叹了一声。“……入城以后，父亲经历过那么多运动，‘文化大革命’遭受过那么多磨难，一直对毛泽东还抱有期望，一直很信任毛泽东——因为他觉得毛泽东不是一个糊涂人。”上个世纪50年代不准他出书，他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批给冯雪峰说萧军的书可以出，居然两部书都给出了——“不过嘛，出了之后马上又禁了！”
萧燕说：我父亲说他很珍惜在延安的这一段，在我们家，对两个人不能有非议，一个是对鲁迅先生，一个是对毛泽东。不过，父亲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很多问题还是看得很透彻的，毛泽东进城以后变成什么样，他已无能为力，不能改变什么。他在日记里提到，这么多的高官，他就觉得毛泽东和彭真是人物。
萧燕说，有次刘宾雁聊天时曾告诉他，在后来文坛批胡风、丁玲、艾青的时候，据说有人好几次要把萧军与他们拉扯到一起。是毛泽东给他打了包票，说萧军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不会拉帮结伙，你们不要把他拉扯到一起。“刘宾雁还推测过：在东北时高岗整萧军以后，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落井下石？可能因为我父亲当时讲了很多毛泽东的心里话，比如针对苏联，毛泽东在骨子里对苏联是非常反感的，所以我父亲说的话他很有共鸣，但是他自己不能讲，我父亲替他讲了。”
有位诗人这么说毛泽东：“蜂有蜂王，蚁有蚁王，毛泽东就是个天生的‘王’，他的精神磁场独一无二地强大。”近距离接近毛泽东的文艺家，大多对他产生特殊的感情，丁玲如此，萧军也不例外。受难与热爱，在这些文艺家的心头纠缠。这一代文化人把个人浮沉与民族兴衰叠合为一，把所有受难都当作为信念而做的牺牲，这是他们独有的宿命的悲剧。
一个建议导致了文艺“划时代”
在中国的红色文艺史上，“延安文艺座谈会”被称为“划时代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引言、结论两次讲话，后来被中共文艺部门奉为“天条”，以致在作家、艺术家的语言系统中，“讲话”成为一个特指概念，每到“5·23”，作家、艺术家都要正襟危坐地重温。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萧军建议举行的。
有一次，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呀？”“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你这个建议好！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情况好吗?”
萧军所说“应当有个政策”，是指党对文艺事业要有一套政策，不是说要党定一套政策让艺术家个人服从。但萧军哪里预料得到，毛泽东采纳了他的意见，从而第一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其后果竟是将艺术家们的创造力压得全部枯萎？
王德芬书中回忆这一段说：萧军虽然积极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自己却不打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他有自知之明：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若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和一些人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提出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考察。但毛泽东不肯放他，4月7日、13日、27日三次写信给他，留他晚一点参加了会议再动身。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局部）。后排左五为萧军。（萧燕提供）
1942年5月2日，文艺座谈会开幕，中共高层和文化界人士一百多人参加。萧燕说：“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请我父亲第一个发言，父亲提出：第一，党不能够完全领导文艺，鲁迅先生就不受共产党领导；第二，政治、军事、文艺三家是各自独立的，不能互相依存；然后他又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这样很多人就不满意了：党要培养齿轮螺丝钉，你要成‘第一’哪行？！”
萧军讲了40分钟。许多人也都发言，开了大会开小会。萧军果然与一些人又争执起来，他担心自己不能保持冷静，不愿继续参加会了，以致毛泽东5月5日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覆。”
妻子王德芬写道：“很明显毛泽东对他这一而再的要求不满意不耐烦了。”她也苦劝丈夫不要太不通情达理，“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
萧军耐着性子开完了会。
（未完待续）
【萧军简介】
萧军晚年不愿写回忆录：“一想那些往事，太痛苦，受不了！”（萧燕提供）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生于辽宁义县。另有笔名三郎、田军等。1925年考入张学良在沈阳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法律和军事。1932年开始在哈尔滨向报刊投稿为生。同年夏天结识萧红，不久同居。1933年两人出版第一部包含有抗日内容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其中有萧军6个短篇，为此遭日寇通缉。
1934年l1月到上海，得到鲁迅亲自指导，参加《海燕》和《作家》等杂志编辑工作。1935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1940年赴延安，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及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文化报》负责人。1948年加入中共，旋即遭到中共东北局发动的批判，扣以“反苏、反共、反人民”三项罪名，调抚顺煤矿，未参加过组织活动。后在抚顺总工会从事戏剧创作和研究，
1951年自行到北京，曾当过文物考古员，戏曲研究员，但仍从事写作，出版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迭遭冲击。“文革”后复出，先后编写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注释了萧红、鲁迅给他的信件。出版有诗文集《萧军近作》、自传《我的童年》、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回忆录《人与人间》等。一生文学作品约600万字。
1988年6月22日凌晨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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