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彭真冷藏姚文元文章的历史背景（下）

　　正因为姚文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使命，首先感到其冲力的是党内“一些有政治经验的人”，“其它部门和领域的人们，对几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升级的过火批判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未加重视。”（郑谦：“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史稿》卷三页5）彭真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极不正常”，因为“《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卷二下册页754）但，仅此原由只能称为“不正常”，还不能“极”而言之。能“极”而言之者，也就是使彭真感到姚文“极不正常”的，是姚文咄咄逼人的架势与来头让人产生的联想，是笼罩在姚文背后让人联想的巨大云团。

　　这自然与毛泽东有关。一直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彭真“冷藏”姚文是因为“不了解文章背景”，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年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持此说。此说隐含这样一个逻辑，如果彭真了解文章背景就不会“冷藏”姚文。这一说法似是而非，不能hold住，其实质是在回避矛盾，为尊者讳，不仅曲解历史，也抹淡了彭真坚持真理与原则的耿直个性。

　　据《彭真市长》一书记载：“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范瑾等同志开会研究‘转载’问题，当时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果姚文是毛主席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不登。但结果江青、张春桥下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而一无所获。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也打电话向上海方面询问，但也吃了闭门羹。邓拓同志等决定立即请示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同志。”（郑谦：“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载《彭真市长》页140——141）同一作者在“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一文中又说到，“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的批评文章，北京和其他各地报纸本来也没有一定要转载的义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史稿》卷三页6）既如此，北京何以会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要研究转载，并联想到毛泽东呢？

　　“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因为张春桥说，邓拓是其老朋友，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不够朋友。（陈丕显：“文革初期，上海上演的阴谋诡计”《陈丕显回忆录》连载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1091645442_2.html）原来邓拓事先从张春桥处得知了姚文及其江青背景，文章见报后，进而联想到毛泽东，故有研究转载之举。

　　邓拓与吴晗是文友。一日吴晗听到风声，慌忙找到彭真，说有文章要批判他的《海瑞罢官》，而且文章大有来头。当晚彭真找来邓拓，询问“是谁要批？”邓拓如实答道是“江青！”（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pdf 页9）

　　这就清楚地表明，姚文见报之前，彭真与北京市委已知其事且知背景有江青。文革前的江青地位虽不显赫，但毛泽东夫人和其政治秘书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什么，对京城政治中人是不言而喻的。连邓拓这一级别的干部都能从江青与姚文的关系联想到毛泽东，遑论彭真！不惟如此，毛泽东虽然让江青组织姚文批判《海瑞罢官》绕过了政治局，但对开展批判《海瑞罢官》和吴晗，对政治局却是有言在先，放出过口风。

　　“1965年夏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提到要批判《海瑞罢官》。陈伯达参加了，没什么反应，彭真也没向我们讲。”王力如是忆述。（《王力反思录》页369）陈伯达没反应是因为当时陈的关注点不在文化而在经济，而彭真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负责“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对毛提出的要批判《海瑞罢官》断然不会掉以轻心，没有反应。

　　陈丕显则明确地提到：1965年9至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同前《陈丕显回忆录》；参见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页415）

　　毛泽东问批吴晗不过一月，批吴的姚文即见诸报端，老道的彭真决不至于天真轻率到将二者仅做偶合的联想，更何况已明确知道江青为文章组织者。

　　“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这是姚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为人诟病却最露锋芒的部分，涉及的正是“七千人大会”前后发生在毛刘之间的路线之争这一党内极为敏感的历史事件。

　　正是感到了姚文背后毛泽东巨大的身影，姚文字里行间透出的政治批判的话语霸气与对历史事件的强烈影射才使彭真“感到极不正常”。这种“感到极不正常”的感觉，来自于党内斗争长期体验的敏锐反应，也是复杂政治现实观察的直接结果。


　　三

　　政治中人尤其是权力中人最为敏感，见事最快。在1965年这个多事之秋，年初毛刘爆发冲突所搅动党内不安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九月一直蛰居京城、受到贬黜的前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与黄克诚分别遣去西南三线和山西，11月姚文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又被免去中办主任，贬遣广东，接任的是资历与能力都差一大截却是毛泽东亲信的汪东兴，彭真亲自找杨谈的话（见《杨尚昆日记》），压抑与凝重的场面让人难堪……这一切现象，所发生的人事异动，不能不让身处中央权力核心层的彭真生发联想，不能不让他“感到极不正常”，感到某种山雨欲来之前的异象。

　　当然，毛泽东借姚文以发动一场倒刘运动的这一真实目的隐藏极深，连康生和参与组织姚文的张春桥都不曾察觉，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恍然大悟，彭真当时不可能识出。但凭着几十年党内斗争的经验，彭真可以判断，此回姚文来者不善，大有文章，至少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意识形态批判，包括吴晗在内的某些同志可能要遭及祸殃。

　　据彭真秘书张道义回忆，“彭真同志对干部是很爱护的，完全不是随便整人的那种坏领导”，他“是反对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动不动就乱上纲乱打棍子的。”这“是他从延安整风中吸取的教训。”彭真一向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多次引用“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到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关系时讲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名言。（李海文、王燕玲：“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9114/9116/20020929/834027.html）就在姚文发表前不久的9月23日，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还就文化政策问题讲过这样一番话：“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引自《彭真传略》田酉如著人民出版社 页270）

　　因此，彭真虽然不可能勘破隐藏在姚文背后的倒刘图谋，不能察觉“意在沛公”的“项庄舞剑”，但可以感到姚元这柄挥舞的利剑，感到利剑逼人的寒光，他当然不愿意看到寒光逼人的利剑伤及自己的属下，看到上海批判北京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报上，让不良影响在自己的领地广为传播；更不希望在一种山雨欲来的“极不正常”的时刻界节外生枝，让一篇触及党内敏感事件的政治批判文章惹事生非，推波助澜，造成混乱，带来不安定因素。他知道，任何一次不小心的文艺与学术领域的批评都有可能导致一场难以承重的政治批判甚至政治运动，何况姚文已属明显的政治批判，这当然是他不愿意看到出现的。于是，接到邓拓的电话请示后，下令对这篇明显挑动是非、挑起论战且涉及北京市委的文章不予转载；热文冷藏，避其锋芒，以沉默表示对姚文的不认同，以抵制表现对属下的保护，在彭真，是作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勇于担当的责任反应，也是其进退有据的策略选择。

　　当然，此中多少也含带一种对江青不满甚至对毛泽东埋怨的情绪贯于其间。1963——1964年间，江青到北京蹲点京剧改革，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的过程中，江青的盛气凌人和挑剔霸道的脾性让北京市委不堪忍受。江青与彭真“发生冲突”，甚至两次到彭真家里争吵，以至于彭真最后忍无可忍，愤然说道：“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李海文、王燕玲：“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而毛泽东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对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本来就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出处同前）京沪之间的暗中较劲，北京为此憋着一股气，如今斜刺里又杀出一篇姚文，剑指北京，且江青又是幕后指挥，前气未消，新添烦恼，彭真自是意绪难平，“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人民日报出版社 pdf 页13）至于对毛的埋怨，则是因为上半年中央明明已认为64年以来文艺领域的批判过头，要刹车，规定“学术批评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却他老人家偏独断专行，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一篇姚文，拿“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彭真对吴晗的评语）为靶的，进行批判，让属下不知所措，无所适从。11月28日，在周恩来与罗瑞卿先后明确告知彭真有关姚文内情之后，“中央书记处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周恩来、彭真和中宣部一起研究转载问题时，邓拓说到：“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仍大声说道：“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pdf 页14）其不平意绪，依然难掩。

　　明知姚文背景而将其“冷藏”处理，这一在外人看来具有明显“对抗”意味的行为，显示彭真坚持真理与原则的秉性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出当时中央政治的一种微妙之处。毛刘之间的矛盾分歧，无形中形为“两条路线”之争，让彭真等属僚时常面临着政治行为的选择。彭真从延安时期就深得毛的器重，建国后一直被委以重任，对毛从来就怀抱着敬仰之心，但毕竟是刘少奇原北方局的一员大将，且治政理念也更接近于务实的刘；而中央一线二线之分，让彭真更多接受的也是刘的领导。因此，敢于置姚文背景于不顾，除了姚文本身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让彭真可以理直气壮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刘邓等一线领导可为依赖与支持。中宣部长陆定一支持北京市委的做法，刘少奇私下表示过态度，认为“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不赞成这样做。”（见叶永烈：《陈伯达转》）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彭真有过一次惊人之举，曾对毛泽东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今次再度“犯上”，对钦点的姚文进行“冷藏”。两次的不同凡响可以说都是忠勇之士发乎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但后果迥然不同。1962年，毛泽东显示了虚怀若谷（至少表面如此），彭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继续得到重用；1965年，时移势易，彭真不复了当年的境遇，毛泽东从大跃进失败后政治上的守势转入攻势，从战略防御转入到战略进攻。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通过批吴批《海瑞罢官》激发矛盾，挑起论战，以此作为突破口，引发对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清算。喻言之，毛泽东点燃姚文，希望看到的效果是人们火上添油，而彭真的“冷藏”无疑是“扬汤止沸”，与毛意南辕北撤，背道而驰，毛泽东自是对彭真大为失望与不满。姚文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根导火线，也是其检测真假革命派的一块试金石。彭真的表现已形为毛泽东实现倒刘战略目标的障碍，因此而开始失去毛的信任，为数月后被打倒下台埋下了伏笔。

作者：萧象，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