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质疑《陈丕显回忆录》（下）

　　（续前）2、毛与江：批《海瑞罢官》事先经毛同意

　　至于受到陈丕显极力抨击的江青到上海组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决非是江青个人的行为。江青事后说过：“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12】

　　陈丕显自己亦说，1965年9月到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和魏文伯从毛泽东本人的讲话中已经意会到毛“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而且“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瞒着政治局其他常委，瞒着北京市委，“允许”自己的老婆去从事一次非组织的地下秘密活动，这就是姚文元文章真实的产生过程。明明毛是整个事情的主导者，他利用江青及华东局、上海市委（张、姚也是上海市委的人），怎么会变成“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姚文在《文汇报》发表后，各地不谙内情，转载时间多有所延误，北京更是拒不转载，引起毛的极度不满。陈丕显将因果关系颠倒为“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

　　到底是江青发牢骚激怒了毛，还是彭真的态度激怒了毛（想深一层，或是毛设了一个局要彭真往里转？），毛本人倒是说得很明白：“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13】


　　3、毛与林：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陈丕显说，它是林彪对江青“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与组织并全程参加了“座谈会”的刘志坚说过，“座谈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座谈会纪要”先后写了八个样稿，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样稿作了重要修改。第一稿在送给江青的同时，也给正在济南的林彪送了一份。林通过而江不同意，江认为此稿“根本不行”，并称她已告之了毛，毛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从此林彪再未过问此事。【14】

　　江青在没有再征求军队方面意见的情形下，将修改稿铅印直接送毛审阅，据江青说，毛“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此番审阅，毛共修改了十一处之多，其中最重要者为：

　　⑴在原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由原“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⑵把原稿第一部份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⑶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根据毛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样稿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并又送毛审阅，毛又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及后，于1966年3月17日去信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是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5】

　　3月17日的信表明，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江青，如何运用政治手段将林彪及整个军队一步一步拉上文革的战车。所谓“林彪同志委托”六字，是毛泽东所加，可以说，是毛强加于林的。“座谈会”实质是由毛自己委托，“座谈会纪要”的基调是毛所定，体现的是毛的思想而决不是别的什么人的思想。


　　四、被回避的与被扭曲的

　　上文提及，在文革发动阶段，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全国上下大小党委一样，不得不紧跟形势，其间，也伤及不少无辜。作为当事人，陈丕显本应对此有所检讨，惟在回忆录中，陈显然有意回避、有意略去了从1965年9月至翌年8月这近一年间各级党委主导文革时期的一系列有关事件。

　　为了说明陈丕显回避、略去了什么，我们不妨引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1966年6月10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万人干部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很多。在这些阵地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直在激烈地展开争夺战。有一部分阵地，实际上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所谓 “学术权威”手里，他们篡夺了这些阵地的领导权，时时刻刻都在向千百万人民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为夺取我们政权、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前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前副部长陈其五，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猖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窃据的领导职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方针，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窃据音乐工作的领导岗位，一贯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音乐教育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抗。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纠集一班人，创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咒骂党中央、毛主席。市委党校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以来，不但不热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反而攻击毛泽东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院，长期抵抗党的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上海市电影局，是大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权威”、“名人”集中的场所。这批所谓“权威”、“名人”被捧上了天，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拍了很多反动的、反革命的电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党员总编辑李俊民，一贯对党进行恶毒攻击，放出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毒草。我们一定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加以揭露，彻底加以检查，把这些单位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坚决夺回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曹荻秋又说：在我们上海还有一批资产阶级所谓“学者”、“权威”，几年来，他们大放特放毒草，其中突出的有：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抛出反党纲领《创新独白》，周谷城抛出了反动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李平心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周予同发出了“披逆鳞”（即刀劈皇帝喉咙，周予同的意思是刀劈革命领袖的喉咙）的极端反动的叫嚣。这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论，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开路先锋”。这批资产阶级的所谓“学者”、“权威”，实际上是一批反共专家。我们要发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把他们彻底揭露、彻底打垮。【16】

　　此外，《陈丕显回忆录》的编者称，该书经“有关领导和专家”先期看过，又经“精心整理”，但我们还是发现该书有违史实、扭曲史实的“硬伤”颇多。因篇幅关系，仅举数例。

　　⑴“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页34）

　　史沫特莱早于1950年在伦敦病逝，翌年在北京举行过追悼大会和隆重葬礼，何来1965年11月周恩来还为其“祝寿”？而据公开资料，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和江青接见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日是斯特朗八十寿辰，毛和江向她表示贺忱。【17】可见，虽然公开资料未透露周到上海亦为祝寿，惟陈著的“史沫特莱”实为“斯特朗”之误。毛和江一并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稿与照片，此前鲜有。这是文革前夕毛对江的政治酬谢，是毛有意发放的重要政治信息。为陈“精心整理”回忆录的“专家”为何如此粗心大意，将如此重要信息涉及的人名搞错？

　　⑵“林彪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叶群后来自己告诉我们，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页39）

　　稍对文革史有所了解的学者都应知道，毛的这一批语，是批在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个报告之上。该报告题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林彪按正常上报渠道报送作为军委主席的毛，并在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18】

　　兰州军区党委的报告，林彪致毛的信，谈的均是部队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及罗瑞卿一字一句，如何是诬告罗的材料？至于毛在报告上那一段“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的著名批语，人们普遍认为是对罗的不点名批评。惟此看法，不过是一种揣测，从未得到毛的承认。而即使毛的批语是有所影射，那也是毛的问题而决非是林的问题。

　　⑶“3月19日，江青将纪要送林彪，林彪为了讨好江青，作了肉麻的批示：‘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作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页47）

　　据刘志坚：“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他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就把我找去，要我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我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3月22日晚，林改毕定稿。【19】

　　林彪的信开头称：“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从中可见，林在信中执意重申座谈会是江青“她召开的”，避免提及什么“委托”关系（林内心深处肯定不承认座谈会是他“委托”的）。此外，因纪要“又经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惟全信并无涉及对江青个人的评价，更无以上陈丕显所引的那些“肉麻”的话。

　　⑷“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不点名地点我说：‘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可是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信口雌黄，恶毒诬陷；……”。（页204）

　　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是江青1967年4月1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不点名指责陈丕显（还有曹荻秋）的，是这么一段：“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20】

　　除此之外，讲话中再也没有其他涉及陈丕显处，更无“如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这么一句话。那未，为什么陈丕显可以无中生有地“回忆”出这么一句江青“恶毒诬陷”陈由“红小鬼”变“黑小鬼”的话且在书中多处反复提及？个中缘由，外人不好猜度，可能只有陈丕显自己心知肚明了。


　　注释

　　【12】【20】江青：〈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讲话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13】〈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2.3）〉，《学习文选》（武汉：编者佚名，1967年11月），页807-808。

　　【14】【19】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刘所引用的毛的修改稿，个别词句与“纪要”最后定稿有出入。

　　【15】同【9】书，页23。

　　【16】《华东通讯》1966年第13期，页10。

　　【17】《人民日报》1965年11月25日，第一版。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手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86-487。

作者:余汝信，来源: 六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