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述文革经历的高干回忆录，近年极之罕见。故此，副标题为“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的《陈丕显回忆录》年初在境内外同时高调推出，各地报刊又争相转载推介，就显得有点儿特别而不寻常。【1】
陈丕显文革前夕官至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建国以降继陈毅、柯庆施后中国这一最大都会的一把手。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陈自述写该书的目的，“是想从一个角度揭露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作者特别引述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称，他的这部书稿，就是“遵循这个决议所阐明的原则，以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探索和研究”。【2】
那末，我们还是看一看，作为典型的官式文革史观——“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所谓“原则”，究竟谬误何在？而陈丕显所谓遵循此“原则”对文革的“探索和研究”，究竟距离历史事实又有多远？
一、泼在柯庆施身上的脏水
时至今日，柯庆施仍是官方党史上面目不清、难以论定的人物。虽则柯庆施在文革前已去世，陈丕显还是在他这部专述文革的回忆录中，对柯进行了“鞭尸”，将他的这位前任划入了江青、张春桥一类。
为清算柯的历史旧帐，陈丕显谈了两件事。其一，“1950年，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给华东局发过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内容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当时，华东局的领导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都看过这个电报。1954年，柯庆施从南京调上海工作，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对我打过招呼，并要我转告曹荻秋、魏文伯等同志。魏文伯心直口快，把7月19日中央领导给华东局电报的内容说了出去，很可能是马天水知道了，告诉了柯庆施，这在柯庆施的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这份出奇地多人联署的电报出处何在？陈丕显没有说明。而所谓电文对柯的批评，亦非严重，倒是批评的轻微程度与如此多人联署不成比例，却使我们有一定的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至于上文中“很可能是”之后的内容，则不过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凭空想象和猜测罢了。
党内资历甚老而在延安整风后却一直受压抑的柯庆施，其实早于1949年粟裕还是南京市委书记时，已调南京任市委常委（并非如陈所说1950年才从石家庄调来）。翌年8月，接替唐亮任市委书记。时江苏尚分为南京、苏南、苏北三大板块，比柯年轻十来岁的陈丕显，为苏南区委书记。1952年9月，三大块合为江苏省，以柯为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调上海任第四书记（中央当时同意其代理第一书记）。时柯、陈皆为华东局委员，地位大致相当。
自1954年后的数年间，柯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1954年10月，中央调柯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1月，华东局撤销，同时成立中央上海局，主要领导上海市委，并对苏浙两省委的几项主要工作保持领导关系，柯被任命为上海局书记。1958年，柯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重新成立六个中央局，柯为统领沪、鲁、苏、浙、皖、赣、闽六省一市的华东局第一书记。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是否可以套用陈丕显的“阴影说”，反过来观察一下陈可能的心路历程：1954年，柯调上海，将陈可能的由“代理”变为正式第一书记的路子堵死，陈几乎到手的上海一把手美梦破灭。1958年，柯的政治局委员地位已远远将陈抛离（陈不过是候补中委）。仅仅六年，柯、陈曾经有过的平起平坐的比肩状态早已不复存在，陈之于柯，只有听训的份儿（据说，柯的确比较喜欢训人，不过，训得也并非全无道理）。为此，陈的心里是否会有些酸溜溜的感觉？是否使自己“心里形成了很大的阴影”？
陈丕显所指柯的“历史问题”，其二
远溯至1930年代：“1933年，党中央要柯庆施携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就留在天津，花完了经费，写出假报告。开始的时候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返回上海了。1935年，满洲省委的同志到陕北找到党中央，这才揭穿了柯庆施这一段谎言。延安整风时，关于这段历史问题，对柯庆施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据柯庆施简历，1933年柯尚在河北工作，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军委书记。1934年春，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调任中央满洲省军委书记，“赴东北途经天津时改任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1935年2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3】
柯上海工作在前，留于天津在后，何来“后来又说已去过满洲就回上海了”？且中央红军1935年10月方抵陕北尚立足未稳，满洲省委是否可能即时“到陕北找到党中央”顺便告了柯一状？陈丕显的说法，漏洞颇多。延安整风时期，柯备受打击，陈这里不过是将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时加诸于柯的不实之词，在半个世纪之后又重复了一遍。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引述了徐景贤文革中的一次批判发言，其中有两句是至今难以辩其真伪的所谓柯的话：“柯老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
此外，陈丕显又说：“1965年，柯庆施在成都病故之后，贺龙元帅曾对我说过：‘柯庆施对陈的看法是：一、不突出政治；二、尽抓油、盐、酱、醋、米’。此话和江青的话完全一样，显然他们以前有过议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子文同志对我说：‘我们是共命运的人。有些事如果现在还不告诉你就对不起你了。柯庆施至少三次要把你调离上海，后来都因毛主席、少奇、小平同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
这类两个人之间的私房话，当事人又逝去多年，“死无对证”，如何能够证实？陈处处声言自己受柯打击排斥，又意欲何为？
文革期间批陈丕显，将其与柯工作中的某些不同意见无限放大，称之为“反对柯庆施”，而“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当然是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惟待文革结束多年之后，陈丕显自己又将与柯的某些不同意见加以放大，将其升级为与柯庆施——江青——张春桥之间的斗争，时时处处要与柯“划清界线”，这是否又是另一种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呢？
与那些不能分辨真伪、不能查证的私人谈话相反，今天，我们所能从公开渠道查阅到而又是陈丕显不愿写进回忆录的，是当年他本人对柯庆施的冠冕堂皇的极度褒扬之辞：“柯庆施同志在他的光辉的一生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把全部精力贡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义建设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柯庆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他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柯庆施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是华东各省和上海市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都感到深切的悲痛”。【4】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些话，才是陈丕显的由衷之言？！
其实，真实的柯庆施，也许并不如陈丕显在柯去世数日之后所吹捧的那么高大，但也肯定不象陈丕显在柯去世近三十年后所贬损的那般低下。在柯庆施的身上，无可避免地带有当年人们所习见的那些“左”的烙印与痕迹（这样的烙印与痕迹同样存在于陈丕显身上），然而，决不应全然否认他为上海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而柯的贡献，在陈丕显的回忆录中是一丁点也看不见的。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与当年地位相当的另外几位中央局一把手如陶铸、李井泉、刘澜涛相比较，柯庆施在“左”的路上并不见得比他们走得更远。当日，陶铸在广西南宁得知柯去世，即写了一首《哭柯庆施同志》云：“羊城话别竟悠悠，风义相期失畏俦；世有良材天不永，国多哀思树为秋；心存马列魂犹烈，功在东南愿已酬。处处春申凄咽雨，我含热泪抑悲愁”。【5】陶铸这首诗虽算不得什么好诗，惟对柯惺惺相惜之意表露无遗。今日，传统的中共史学界既然仍将陶铸视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又为何非得要将柯庆施打入另册？
二、是谁招呼了“女客人”
陈丕显说，中共建国后，江青常到上海，“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多处强调了“女客人”与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间非一般的关系，尤其是在“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号角”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产生过程中，“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象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又称，江青曾对他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
然而，将支持1965年11月才公开发表的姚文的“责任”，全部往当年4月已去世的柯庆施身上推，首先在时间上就大有疑问。
陈丕显自己在回忆录中说：“1964年初，柯庆施已经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
柯的女儿柯六六对其父亲这一段治疗情况有更详细的描述。据柯六六回忆，柯于1964年3月即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肺癌。4月，在华东医院动手术。7月，离上海赴北戴河疗养。9-10月间，在北京休息。1965年初，到广州疗养。原计划疗养一段后即回上海工作，惟周恩来电示柯须安心养病，不必急于返沪。3月，转往成都继续疗养。4月9日，因胰腺炎突发病逝于成都。【6】
陈丕显与柯六六两人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柯庆施早于1964年初已因重病而脱离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年中即到外地疗养，自此未能回沪。而“1965春节刚过”再次到沪的江青，并无可能与柯在上海见面（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江青到上海前曾在外地见过柯）。江青后来多次称柯对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支持，今天看来，类似如此这般说法，目的不过也就是打着柯庆施的旗号，以争取华东方面的更大支持。
上海老一辈学者邓伟志先生对柯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作过一番调查。据邓称，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后来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也说，姚文“与柯庆施毫无关系”。另“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7】
1965年5月，柯庆施已不在人世。所谓“中共上海市委领导”，邓伟志为尊者讳，未有点名，笔者倒认为他指的就是陈丕显等。
据陈丕显自己说，他与江青早在1950年就认识。那时，“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向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8】
江青是否1950年代初即与毛“闹别扭”，难以查证。在上海的陈毅怎么知晓北京毛家的私事，也令人深感疑惑。可确定的只是，江青到上海哪也不住，就住在陈丕显家，可见陈当年也应很有些通天的机会。只不过柯庆施到上海后，这样的机会就是柯庆施的了（不过江青似乎从未住过柯庆施家里）。
陈丕显又说：“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上文已经说过，江青1965年初到上海时，柯早已在外地疗养，江青如何能与柯接上线？既无接线，又何来断线？如按协助姚查史料的那位历史教师的说法，1965年5月才动笔的姚文又如何能与江青已向其交了底的、柯在上海的继任人陈丕显没有任何干系？
实际上陈丕显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姚文的筹划：“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有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仅仅就是“信使”这么简单？不参与其中了解内情，陈怎么知道他带至北京的是第八稿？
陈丕显介入并支持了江青在上海活动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当为毛泽东在著名的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的一句话：“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9】
魏即魏文伯，陈即陈丕显。陈口口声声说自己对江青敬而远之，避之则吉，那又何必拉着她再“住一会儿”？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是太急于撇清与江青的关系了！其实，在文革发动阶段，陈丕显、魏文伯等与江青之类并无根本的意见分歧。相反，在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的运动前期，华东局、上海市委亦是积极参与的（这方面的例证，我们下面还将谈到）。当革命尚未革到自己头上，革别人的命总是痛快的。只不过到了批“资反线”及其后阶段，运动冲击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事情才起了根本的变化。陈丕显的忆述，并没有客观地、完整地反映出这一事态发展的真实过程。
三、被颠倒了的关系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此一“原则”为什么是谬误？最简单的回答是：主次关系、主配角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之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
1、毛与柯：何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基础
陈丕显对柯庆施1963年12月25日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了指责，称“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
惟陈丕显多少也算明白的是：“柯庆施之所以敢如此讲，也是有背景和来头的”。其“来头”，就是柯讲话前不及半个月——12月12日毛泽东的那一“重要批语”：“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0】
是有毛泽东的批语在前，柯庆施的讲话在后。主次关系既然如此清晰明瞭，那么，“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的，为什么不是毛的批语反倒是柯的讲话呢？既然有毛如此严厉的批语，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全党（包括了柯庆施以及陈丕显）岂能不有所动作？我们注意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有意略去不提的是，他本人也是参加了此次观摩演出开幕式的众多“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之一。12月25日当晚，陈亦与柯一道观看了开幕演出，以示支持。【11】（未完待续）
注释
【1】《陈丕显回忆录》2005年1月同时推出两个版本，即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简体版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繁体版。
【2】本文所引述的原文，均出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简体版。引文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293。
【4】〈在上海各界追悼柯庆施同志大会上陈丕显同志的悼词〉，《华东通讯》1965年第5期（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通讯编辑室，1965.4.28）。
【5】《人民日报》1965年4月15日，第二版。
【6】柯六六：〈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江淮文史》2004年第5、6期（合肥：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4）。
【7】邓伟志：〈评柯庆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华东局宣传部长1966年5月前为夏征农，后为张春桥。
【8】陈丕显没有说明当时他家的小楼是在那一座城市。如果他指的是上海的话，那么他所回忆的最早认识江青的时间应有误——陈是1952年3月才到上海就任的。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71。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436-437。
【11】〈华东区举行话剧观摩演出〉，《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9日，第一版。
作者:余汝信，来源: 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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