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抵制毛泽东把文化革命变成政治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可是毛泽东认为，这样不足以清除从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义，坚持把文化革命变成政治大革命，却受到中共高层从上到下的消极抵制。

　　1964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毛泽东跟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与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分歧，特别是毛泽东1964年以来提出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却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重提，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应该起来造反，实际上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但是，当时中共高层大多数领导，并未清醒地领会到，毛泽东会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来一场政治大革命，仍然以为毛泽东针对的是为对意识形态战线现状不满。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文化革命。1964年夏季以来，中共将京剧、芭蕾舞、交响乐领域的革命，逐步从文艺界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对这些领域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著作、观点进行批判。但是这些批判绝大多数仅限于学术批判，极少数“左派”发表霸气十足的文章进行政治批判，又存在牵强附会和无限上纲，明显地表现出把学术批判搞成政治批判的不良倾向。

　　为了领导已经开展起来的文化革命运动，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下领导和指导文化革命。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在一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委，本来就不太认同毛泽东对思想意识形态战线存在的问题的过重判断，但是由于1959年反右倾以来，挑战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视为反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不可能公开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和做法，只能通过彭为首的五人小组的具体工作，来为毛泽东的过激行动减速和刹车，昼量阻止极左派把学术批判搞成政治批判，以阻止毛泽东把文化革命搞成政治大革命。

　　毛泽东感觉到了他们的消极对抗，对中央不少领导机关和北京已经失去信心，为了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毛泽东支持江青到上海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组织姚文元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跟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认为，吴晗在京剧《海瑞罢官》中描写的“退田”和“平冤狱”，是配合1962年农村资本主义复辟，是在鼓动“单干风”，是在为“反右倾运动”翻案，吴晗通过京剧《海瑞罢官》“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统治，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毛泽东就是要从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入手，进而把文化革命变成政治大革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就是奉命写作的，因此完全符合政治斗争需要，1964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在北京的彭真和陆定一等人，并不知道姚文元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授意江青到上海策划的，发现文章牵强附会生拉活扯，完全把学术批判搞成了政治批判，因此在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支持后，彭真、陆定一下令中央及北京市的报刊一律不得转载姚文元这篇文章。毛泽东只得到上海下令出版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彭真、陆定一等人并不知道单行本是毛泽东下令出版的，又下令北京新华书店不得发行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可是，吴晗等人听到姚文元的文章很有来头，顿时变得非常紧张，学术界对姚文元牵强附会生拉活扯打棍子非常不满。

　　彭真向邓小平汇报吴晗有压力，邓小平对彭真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戏我看过，没有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邓小平坚持政治与学术分开，不容忍姚文元等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照常跟吴晗打桥牌并鼓励吴晗：“别这么长吁短叹，凡是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我今天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过那么多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彭真本来就反对把学术领域的论争搞成政治批判，有了邓小平的明确支持，彭真安慰吴晗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抵制把学术论争搞成政治批判。

　　毛泽东试图从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却受到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变相抵制，毛泽东11月12日离开北京，乘专列经天津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上海、武汉，最后到达南昌，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请当地负责人谈话，重提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到底怎么办，每到一地都鼓动地方起来造中央的反。

　　1966年1月，毛泽东在武汉对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去年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映。”

　　毛泽东从天津到南昌，经过每个地区都号召起来造中央的反，却没有听到任何响应，这说明中共地方领导也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一样，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把文化领域的问题估计得那么严重，更没有意识到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也就没有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号召，揭竿而起造中央的反。

　　1966年2月3日，为了把握好文化革命的航向，彭真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研究如何坚持把文化革命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开展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认为，当前的文化革命要坚持毛泽东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专横”，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学术讨论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问题”，不要“乱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要随意把学术批判搞成政治批判。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在报刊上点名要慎重。彭真叫小组成员许立群和姚溱等，把小组讨论的意见整理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就是所谓“二月提纲”），以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

　　2月5日，刘少奇主持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邓小平等均同意汇报提纲提出的意见。毛泽东自1956年退居二线以来，并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般都不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但中央政治局必须将决定的事项向他报告，最后由他批准方可实施。毛泽东南巡已经到达武昌，刘少奇决定派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情况，请毛泽东最后审定“汇报提纲”。

　　2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听了彭真、陆定一、康生等汇报。很显然，“汇报提纲”提出的文化革命的方针政策，完全不符合毛泽东从文化领域入手来一场政治大革命的意图，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同意“汇报提纲”，毛泽东虽然并非同意，却也没有当面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只针对“汇报提纲”提出的要对“左派”整风，毛泽东明确表示：“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

　　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彭真就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汇报提纲”，叫许立群和胡绳在武昌代中央草拟了批语，2月12日电传回北京，经在京政治局常委同意，中共中央2月22日正式批转下发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的下发，暂时阻止了毛泽东将文化革命变成一场政治大革命。

　　作者：陈焕仁。节选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年立项重大科研课题之研究成果--陈焕仁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