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加拿大人大山在话剧《红星照耀中国》中扮演斯诺。（CFP/图）
在遗嘱里，斯诺写道：“美国栽培养育了我。”遗嘱还有一句：“我爱过中国。”
斯诺的骨灰，一部分葬在纽约州哈德逊河边一个朋友家。另一部分，按照他的要求，撒在了中国——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对斯诺的纪念和研究，北京大学领先于全国。
2012年2月15日，北大举行了级别颇高的纪念埃德加·斯诺去世40周年的仪式。2005年斯诺诞辰100周年时，北大也举办过空前盛大的纪念活动及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人们认为斯诺是独立、聪明的记者，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不持任何偏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这层关系恰恰是他在美国备受争议的核心。
美国对斯诺没有这样盛大的纪念活动。在西方媒体从业者当中，斯诺的名声其实与他在中国的形象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斯诺直接参与中国的革命运动（如“一二九”学生运动），有悖新闻伦理；他与中国革命领袖有着过于亲密的关系，令其报道失去了客观性，甚至是“宣传工具”。
“我认为斯诺不想作为毛的朋友为人铭记，他只是一个想和中国人民做朋友的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爱中国人民，尤其爱那些积极投身对抗蒋介石治下糟糕社会状况的人。”
“应该说埃德加·斯诺是20世纪顶尖的外国记者之一，《红星照耀中国》显然是主要原因。”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行政副校长约翰·汉密尔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近期出版的一本美国驻外新闻记者史的作者，也是斯诺的传记作者。“斯诺变成了西方批评新闻宣传的一个便利工具，许多人认为他不是独立的，他被利用了。”
“当我们说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时候，意思是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朋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龚文庠说，他也是北大纪念埃德加·斯诺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持，“斯诺的遗产，我觉得主要是在政治上的遗产。”
在自家客厅点燃叛乱
埃德加·斯诺原本计划在中国停留6个星期，最后变成了13年。
1928年，23岁的斯诺正在走四方，他到了上海。当时驻华外国记者圈子不大，而上海是这个圈子的中心。斯诺很快跟圈子里的美国记者熟识了，他们大多数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斯诺也在那儿的新闻学院读过一年书。当时上海的主要英商称这帮人是“牛仔记者”，因为他们“根本管不住”。
来之前斯诺对亚洲一无所知，随后几年，当记者的他坐火车几乎游遍整个中国，然后从云南徒步到了缅甸，又逛到印度，他采访过尼赫鲁和印度其他政要，也采访过蒋介石和梅兰芳。正逢美国大萧条，工作机会枯竭，他不情愿地留在了中国，后来认识了第一任妻子海伦·福斯特。
但从被殖民者的角度看到殖民地以后，斯诺坚定地反对殖民。事实上他的观点与家长式、种族主义的西方思维越离越远。中国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斗争开始成为斯诺的分内之事。
中国的内部纷争也令斯诺揪心。他遇到过各种人间惨剧：儿童奴工、逼良为娼、疾病肆虐、无处不在的鸦片成瘾、战争、污秽、赤贫。但最悲惨的可能要数1929年大饥荒中饿殍遍野和卖人肉的画面。那几年，他愤怒于中国的弄权者以食物为剥削压迫的武器，愤怒于冷漠的外国人拒绝承认中国所处的凄惨世道。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他说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以前很多外国记者介入中国内部事务：“你不能眼看着你爱的女士被奸污而无所作为。而北京真的是很好的老夫人。”
那一年，斯诺跟妻子一起，在自家客厅里“点燃了叛乱”：他在燕京大学讲新闻，常常邀请大学生到家里聚会，谈论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消极抵抗，忧心如焚。妻子海伦提出了示威的主意，并为学生领袖出谋划策，也帮助翻译新闻材料，保证外文媒体到现场报道。
示威引发全国的抗议浪潮，国际媒体的报道为北平引来世界关注，促使蒋介石采取行动。斯诺说，这些学生敢于直面士兵的枪口，从他们身上，外界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有如此的政治勇气：“外国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希望外国人的见证能够阻止悲剧发生。我们做到了。”
这次事件就是“一二·九”运动，斯诺后来淡化了他和妻子“发起”运动的作用，坚持声称运动是自发的，自己既非“亲国民党”也非“亲共产党”，而是“亲中国”；即便当时有学生领袖已是共产党员，他也并不知道。
“当时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斯诺的行为为他赢得了中共地下党的信任。由于宋庆龄的介绍，他在1936年夏天受到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的欢迎。抵达“边区”时，他看到一张小小的英文海报上写着：欢迎支援我们革命的美国同志。
斯诺在苏区获得的采访自由度，今天的记者做梦都会羡慕。周恩来亲自为他安排了92天的行程，最后延长到4个月。老战士给他讲长征的故事，农民坦率地跟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晚上他常跟政治局委员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打牌。当然，他也多次跟毛泽东聊到深夜。
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非常正面地描写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孩子。他从来没在青年当中看到过这样多的“个人尊严”，“他们让你感觉中国还有希望”。他也提到共产党如何消灭了娼妓和鸦片。他们给农民土地和基本教育。虽然不少农民还是有批评意见，但问起日子是不是比过去强，“回答几乎总是非常肯定的‘那是’。”
尽管心下钦佩，斯诺仍然保留了新闻人的严谨态度。共产党口中关于国民党暴行的故事，他称之为“传言”，因为他没有亲眼看到。在毛泽东通过翻译口述、由斯诺记录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中，斯诺写道：“严谨地说，这是这位中共领导人的一家之见。”
回到北平，斯诺开始讲述他的经历见闻——关于共产党，很多人从没听到过一手消息。国民党政府指责他的报道是“虚假宣传”，他以照片为证进行了反驳。他的许多文章以及《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翻译成中文后，通过地下出版发行传遍全国各地。这是他给中国留下的最初财富。
“当时的红色根据地是被封锁的，红色根据地以外的中国大部分的人，通过他了解了根据地、了解了共产党，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影响。”龚文庠说，“当然最主要的政治影响，是他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与中国领导人的友谊，他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新闻界限。包括毛泽东对他的重视，通过他对世界发言，同时也对中国发言。”
斯诺很清楚这种关系的性质，也很清楚记者需要保持客观和独立。但因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他有意跨过新闻记者界限。
斯诺写完《红星照耀中国》仅仅三天之后，日本军队进攻北平。他再次放弃了中立的旁观者角色，尽量帮助周围的人，甚至帮邓颖超离开北平。
“当时中国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斯诺在自传里写道，“这个态度，是源于我决意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
培养“100个新的斯诺”
1937年，斯诺从红色根据地回来，他成了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国民党政府向美国驻华大使投诉，指责斯诺写“假新闻”。
斯诺在给美国大使纳尔逊·詹森的信里，针对自己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写道：“作为美国记者，我有权说出我所见的实情——正如中国记者在美国也有同样的权利。”
1941年，斯诺主动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存折上只有不到2000美金。他的婚姻失败了，工作没有达到他希望的效果，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漫长的离婚结束，1949年他跟演员洛伊斯·惠勒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但在麦卡锡主义和冷战时期他养家都困难（惠勒因为积极参与民权活动进了行业黑名单）。他开始受到美国的猛烈抨击，多数美国媒体不愿发表他的作品，他又不愿意改变报道领域或者换个职业。1959年他们一家四口人搬到瑞士朋友家里，因为欧洲媒体欢迎他的作品。
1949年后斯诺好几次想要访华，给中国领导人写过几封信，但都没收到回信。当时中国已把那些还不承认新政权的国家来的记者都赶回去了。另一方面，1952年，美国政府限制公民前往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说，谁要是去了护照就作废。
1960年，美国国务院终于批准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访华。此行是在大跃进尾声和中苏关系破裂之前，成果是《大洋彼岸：今日红色中国》一书。这本书虽然也很重要，但受欢迎程度与《红星照耀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面世的时代，美国人期待中共能成为盟友；而前者出版的时代，他们已被视为敌人。
很多批评家指责斯诺不去报道饥荒情况。可是斯诺并没有得到调查的许可，人民不愿意放开谈，也令他沮丧。他写到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但认为即便如此，也已经比他年轻时看到的中国强多了，在城市里尤其明显。
斯诺一共三次访问新中国，所见所闻，让他一次比一次失望。
1938年，斯诺曾和第一任妻子跟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一起建立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意在发展农村经济，为共产党提供战争援助。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个人积蓄，运动获得了毛泽东的赞同。但1951年，“工合运动”被人民中国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终止了——1983年，它又重新在北京启动。
斯诺希望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的版税负担自己的中国之旅，但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版税。除了图书馆有极少量的书外，当时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这本书——完整的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直到1979年才在中国重新出版，那时斯诺已去世7年。
斯诺得知很多当年的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很糟。他在《今日红色中国》中写到一名路透社记者，在“文革”时遭遇两年的软禁。
但在毛泽东那里，斯诺显然还是“老朋友”。
1970年，毛泽东邀请斯诺参观国庆阅兵，轰动一时，向中国人民暗示对美国改变姿态，同时也向美国传递出愿意恢复对话的微妙迹象。但华盛顿没能领会这个外交信号。亨利·基辛格后来说：“信号太隐晦，我们这些粗枝大叶的西方脑袋完全不得要领。”
当时斯诺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也在阅兵现场，但她也没领会到中方的暗示。一条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她困惑。
这是斯诺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他有过一些抱怨：自己提出的重要的经济和军事问题都得不到回答，人民不能开诚布公，包括朋友。
如果说1936年他从陕北拿到了“世纪独家”，那么这一次他从中国带走了1970年代的独家新闻。毛主席告诉他，欢迎尼克松到中国来，无论以“游客”还是“总统”的身份。
可是在1970年代美国媒体基本上拒绝发表斯诺的文章，最后《纽约时报》同意发表他替毛泽东传话的文章，但斯诺对稿件编发不满意。
直到次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他的文章才发表在《生活》杂志上，但那时尼克松当局已经了解到中方的意图。
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是弥合中美双方鸿沟重要的第一步。而现在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仍将讨论两国间的“互信赤字”。
1972年2月15日，美国总统出发访华3天前，埃德加·斯诺在瑞士的家中去世，享年67岁。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尼克松等人都致信吊唁这位美国记者。
2011年《党的文献》杂志称，《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一个典范”。有人呼吁培养“100个新的斯诺”，让世界了解中国。
“当时共产党的力量非常小，新闻受到严密封锁，这才有了斯诺这样的人，冲破了审查报道了中国两个政权当中弱小的那一个。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再出现呢？”龚文庠说。
“所以要有一个‘新的斯诺’。”龚文庠说。
对“斯诺”的任何新定义，也许都将是“互信赤字”的良药。
作者:魏一帆，来源: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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