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同学相煎何太急（上）

同学就是一同学习的人。1966年6月以后，同学不再一同学习，而是同学相煎的事时有发生。迫害同学的公开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只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

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的报刊，当时发表了很多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年轻的学生红卫兵，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章，兴高采烈。他们或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身边，或紧握红色语录本，眼含热泪朝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影片中，红日东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红光弥漫，《东方红》响彻云霄，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呼喊，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革场景。

对于这种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煽情、迷狂，透着邪气，有人认为热烈红火，激动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除了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另一种从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红卫兵的许多同学，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禁止游行和庆祝，而且被骂，被侮辱，被体罚、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劳改队。另有一些同学被迫自杀，无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学稍作抗争即被同学严厉惩罚，甚至被乱棒打死，被判刑，被枪决。

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就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一位被访者说，那时，她的中学里，大门外大门里，教学楼门外门里，教室门外门里，教室前面黑板两侧和后面墙报栏两侧，贴的都是这副对联。整个校园，凡有门的地方都贴上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其他中学的情况与此相仿。这副对联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当时在厦门读中学的受访者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当时官方报纸天天发表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有关这副对联的一切信息（被欢迎程度及其残酷效果）却从未见诸报刊。当时这副对联还被叫做“鬼见愁”。鬼见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这副对联，或怕这副对联的人是鬼。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副对联，他们认为自己的父亲是英雄，自然而然，他们自己就是好汉。

该联起源于北大附中（该校也是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的学校）。1966年6月，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分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形成了这副对联。7月1日该校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以前这种会都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却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文革前也强调家庭出身，也给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但是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级分明。

与此同时，一些新词也开始流行，如红五类、黑五类、狗崽子。“只许红五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乱贴。

到1966年7月底8月初，这副对联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推广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谁上台讲话，先报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上台对对联表示异议，在台上就被几个同学围着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认可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背撕成两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没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大会上，红卫兵反复大唱《对联歌》， 歌词如下：“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滚他妈的蛋！（呼口号）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妈的反！就滚他妈的蛋！”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时，非常明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却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实际上，从北京传遍全国、到处流行的还是原来的对联。

后来这副对联成为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和贺龙的孩子。刘、贺后来都被打倒并被关押虐待至死，但那时还在台上，是最高权力圈中人。革命干部的定义有变化，起初凡共产党员干部都是革命干部，后来变成1949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或者1945年前入党的共党干部才算革命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1945年以前参加中共的12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

一位被访者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上走过，被邀上城楼的是极少数。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没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区工人最多，石景山区就没有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

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1966年8月到11月），红卫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四旧——烧书画砸文物；横扫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接见。这些都是特权，不是人人都能参加的。

在上海复兴中学，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在北大附中，红卫兵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出身不好的要从木枪下钻过。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分，窄的部分贴着“狗洞”，属于“混蛋”系列的同学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当时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个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个缺口跳出了学校。

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种种特权是客观事实，但是社会舆论对此总是持批评态度的。《水浒传》里有高衙内的故事，这个名字后来变成依仗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熟语，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儿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这个熟语严重变质为：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承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有迫害同学和同龄人的特权。这在古代文献中恐怕是没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恶，有些历史上有先例，有些却是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比如在这副对联影响下所产生的罪恶。

当时既无电传，又无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用电话，可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个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另有部分青年对这个说法默然承受，这种趋向值得深思。

1966年8月，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家进入高潮的同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其在清华附中读初二的女儿，在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被拉出队伍，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华附中高三631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班里4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这4同学被打成重伤，又被罚劳改。有人至今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高二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分子，被同学斗争后喝敌敌畏自杀。还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卧轨自杀，未死，致终身残疾。

在北大附中，这幅对联一出笼，出身好的同学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理都不理。7月1日开会时，出身坏的同学被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动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初一四班女生万红，父亲是右派，该班男红卫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门外。这时同学彭小蒙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先挨彭一皮带。万红被拉到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走，致使她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满脸青紫肿块，在阳台上淋雨。高三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所旁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对红卫兵“革命行动”表示热烈支持，于是其他学校也纷纷跟上，展开折磨同学的竞赛。在北京八中，初一实验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阴阳头，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进厕所，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沙子。

在北师大女附中，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不好的学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斗争出身不好的同学的班会上，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大标语，全班45名学生，10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10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他们的脖子把他们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坏的其他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勒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要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镜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杨姓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工作，黑板上写着：“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该校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该队长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安眠药自杀。幸亏安眠药量不够大，昏迷了几天。虽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在北京四中，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讲自己如何不好、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和同年级的红卫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一个初二女生哭着被一群红卫兵追打，因据说其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解救。在北京矿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头。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学生郑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带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在北京一中（鼓楼附近），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关人、打人的地方，有13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学校周边的地富反坏右资、校长、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

在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和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级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校的狗崽子队集体关押，强迫劳改。高一三班有两个学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个学生，有一天在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大打。最后还把一只猫塞进他的裤子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很远，可没人出来为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资本家出身的学生王一民被斗后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一女生李晓琳被吊打。她的父亲是教授，算是坏出身。1966年9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通令，规定红卫兵纠察队“有权不准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一中，该校红卫兵到北京受毛泽东检阅（1966年8月18日）回来后，通知所有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一位当时是该校学生的被访者称，接近会场时，他听见里面有吼叫声。从门缝里看，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黑五类学生。他犹豫再三，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被斗。先命令他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代，交代家庭问题。此后，他俩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八中（现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交代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一些当年是大学生的被访者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加红卫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教师劳改队，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级某班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被揪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刘学燕叫人送刘一之回家，有同学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此后他几个月没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325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被杀绝。

有的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学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学习的儿子参加了打父亲。姜被打死后，儿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况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脱离关系而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甚至被杀害。

作者：王友琴，《黑五类忆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