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同学相煎何太急（下）

在这场同学对同学的大迫害中，理论（那幅对联）尽管粗糙，但指向（黑五类出身的同学）很是明确。一大批学生由于其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切割出去，变成残酷打击的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这种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迫害到处都发生，没有例外。发生这类事，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


十几岁的青年学生遭受同学的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实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为对反抗者的惩罚极为严厉。以下是四个反抗并遭严惩的例子：

例一：直接对抗。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二附中高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曹滨海的家。曹的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此时已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已经受压多年，在文革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发生争吵，并拿起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校内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该校红卫兵在校园里打死了3个人。另外两个人是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6天后，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二：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学生，该校离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关押殴打学校老师和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100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异议。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不能当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时，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他抓进校内监狱的小院，一进院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仅19岁。

例三：自杀。1966年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驱逐了近10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北师大附中初中学生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根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10年后，1979年，她和全国所有因“恶毒攻击”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四：理论上反对。典型代表是遇罗克。遇父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遇罗克1962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问题一直考不上大学。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遇罗克写了《出身论》，提出家庭出身不等于阶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时候，《出身论》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字样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1967年1月18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以此名义印了这张报纸。1967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的。1970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学的丑行尽管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红卫兵自己所为。他们为什么乐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劳而获高级地位。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一部分人可不须付出任何代价和努力即可获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泽东用红卫兵取代共青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团虽然也强调家庭出身，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

清华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流行前成立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小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1966年8月，梅花小组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该小组阵线不清。文革前，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线之后才有优先录取权。文革开始，中共中央就废除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文革前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干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任负责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学校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红卫兵追求平等之说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和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有直接关系，因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1966年8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黑帮和牛鬼蛇神，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1966年8月24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组织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人，竟能动用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红卫兵可以用以召开斗争“小流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1966年8-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3万户，上海红卫兵抄了10万户，武汉抄了2万1千家。红卫兵组织还有权发布命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人类历史上，自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1966年8-9月，红卫兵在武汉打死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从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3位数。还有一些人在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

之三：暴力压迫中有快感。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班上一个原本娇气羞涩的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走路也变得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声大气。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快乐，对人类来说这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体验。

之四：虐待同辈可以彰显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为的是将其打入狗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比如上文写到的北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同学的家，并打死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竞赛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如果出身不好，会因这些长处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期间却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分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同辈虐待。迫害他人可以显示出迫害者的优越性，对同辈人的迫害更能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辈虐待相当有诱惑力。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1966年的8-10月，然而红卫兵运动导致的体制性变化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影响中国社会10多年。影响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复运用。1967年，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煤炭部部长张霖被打死，彭德怀被打断两根肋骨。1968年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无数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泽东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用以指称因父母“有问题”而受歧视的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这对年轻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末才改变。

之三是公道毁坏，私德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学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可奈何。生活中较为平等、欢乐的同学关系被摧毁。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变得无比冷漠，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整个社会被操纵和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作者：王友琴，《黑五类忆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