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华盛顿的历史感

2012年2月，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突然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行离开”，但是一个位高权重、叱咤风云的人物做出如此极端的行动，仍然令人不免瞠目结舌。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

　　然而这个事件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怪异的角度：当王立军，在重庆乃至全国如此高调的打黑“英雄”，如此率性而为，全然无视可能出现的震荡时，他的心理状态到底如何？延伸出来而言，有些高级官员，当他们率性而为，无天无地无百姓无政治的时候，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如何的？他们毫无历史感么？

　　历史感并不同于历史观。历史感乃是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问题。文天祥耳熟能详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非说的就是历史感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中，历史感乃是从政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比干触柱而死，方孝孺不奉诏而诛十族。

　　近日重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面谈到毛泽东的两位大秘，田家英和李锐，在私下里曾经起意要进谏“主公”（他们对毛的私下称呼）“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尤其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事实在前，其实说的也是历史感的问题。

　　毛泽东和华盛顿都是开国之主，并且都在建国之后成为全民爱戴的领袖，一时无俩。但是在他们各自的身后，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所制定的规则，所留下的声名，却大相径庭。生前各自显赫，身后评价如此迥异，不免令人嗟呀。然而如此结果，历史感虽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颇能够说明他们各自行事的标准所在。

　　2002年的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是约瑟夫·埃利斯所著的《建国兄弟：革命世代》。埃利斯详细考察了建国那一代的几个主要人物在立国之后的一些重大事务中的表现，重点恰恰在于批示那一代看起来光辉灿烂、亲密无间的战友之间在政治、历史认识上的龃龉和明争暗斗。

　　在建国不久之后，建国的一代人已经逐渐转化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以杰佛逊和麦迪逊主要构成的共和党人和由汉密尔顿、亚当斯为首的联邦党人。这两个派别的人逐渐构成了后来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杰佛逊和麦迪逊坚信，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制国家，更重要的在于要把《独立宣言》中的“人生而平等”变成为一种政治现实；而联邦党人则认为，人人平等只是一种政治信念，真正的政治实践中，基于平等之上的贵族政治，才是人类长治久安的根本。

　　奇异的问题在于：虽然“国父”华盛顿在理念之上是和汉密尔顿有亲缘关系的（汉密尔顿一生都自认是华盛顿的弟子和扈从），但是，他却完全游离于两个派别之外。当两届总统任期满了之后，他立即隐居自己的弗农山庄，几乎一生再不过问政事。

　　这个秘密在埃利斯的另外一本著作《阁下：华盛顿传》中终于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华盛顿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在身后的声誉，以至于任何有可能折损于此的行动，他几乎都置身事外。在独立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为了避免被属下“黄袍加身”，他辞去军职；在两届任期满了之后，为了避免被人诟病“恋栈”，他迫不及待发表了《告别演说》，宣布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在临终前，他遣散了庄园所有的奴隶。甚至，为了不令后人在对他的研究中发现对自己声誉不利的线索，他遗命夫人销毁所有的个人书信。埃利斯如此评价道：“他知道伟大的光荣来自于后世的裁判。如果你期望在后代的记忆中一直生存下去，你就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把最后的审判留给后世。而他的确做到了。”

　　对于后世评价的敏感，几乎贯穿着整个建国一代人的思维之中。汉密尔顿从来未曾参加过总统竞选，但是他试图以决斗的方式阻止当时的副总统布尔参选总统，因为他理解布尔在利用个人的政治野心，公职本身只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他必须以个人的方式，为美国留下一个良性的政治传统；麦迪逊在处理国会的黑奴法案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冻结关于废除黑奴制度的讨论乃是历史的罪过，但是为了当时美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他只好承担个人的恶名；而杰佛逊和亚当斯从1812年直至1826年两人同时去世时所留下的1000多封通信，都在为后人解释各自的政治理念。

　　在历史感或历史审判的笼罩之下，建国兄弟的那一代人，每个人的行事都小心翼翼，唯恐在未来的历史中给自己留下污点。尽管杰佛逊、亚当斯等人终于还是在后人的显微镜下寻找到个人从政、生活与理念上的一些瑕疵，但毫无疑问，建国一代人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令人尊敬的一个政治群体。

　　而华盛顿所精心构造的自我形象，使他成为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从未坍塌的政治偶像。

　　我无从考证田家英和李锐是否最后真的向“主公”进了谏，但显然毛泽东对于百年之后的自我声名，并没有那么重视。

　　在可以查证到的地方，毛有两次对于后世的结论可以用鄙夷来形容。其一是其读书笔记中，在对泡尔生《化理学原理》中的批注中他写道：“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其二是在1976年6月，他说“这两件事（解放台湾和文化大革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于后世的评价有畏惧心的，乃小心翼翼；于后世的评价无所用心的，遂胆大妄为。历史感是否在他们各自的政治行为中起到作用？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王立军以及今天的政治人物，他们是否有，或者有多少历史感？我是存疑的。在全民GDP热潮与“经济挂帅”的思维之下，赢得当下的权势、发展与利益，乃是从事政治的一个心理痼疾。整个官员的评价系统无非就是如此。官员个体的沉浮乃是与整个评价系统相钩连的，与历史感纯然无关。至于你要玩政治这个游戏，连当下的现实审判都已经顾不上，还谈什么历史审判呢？

　　我们在批评体制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会过分忽略个体在整个系统或者体制中，的确是有选择余地的，否则就不会有比干、方孝孺这样的历史人物，也就不会有华盛顿、杰佛逊这样的人物。历史审判乃是人类生命和文明得以存续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人类若有可能进步所能够倚仗的极少数有效的武器。于中国而言，在普遍性的以发展和经济名义的破坏，始终都要有拨乱反正的一天，历史审判，森然等待。

作者：连清川，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