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为了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业已退休的邓小平在继1984年第一次南巡之后，二度南下。
亲历邓小平九二南巡的吴松营，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是深圳市委唯一指定的记录者，负责全程跟踪记录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他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中透露，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仍然一浪高于一浪。为此，邓小平这个“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
“他在上海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他决定南巡，而且要‘巡出个名堂’。”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写道。
这次南巡本是一次保密之旅，《深圳特区报》是如何率先摘得头彩的？那篇轰动世界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又是如何出炉的呢？
1991年下半年，深圳市委就接到从北京传来邓小平将会在明年春天到深圳“休息”的通知。我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被召集参加接待组工作。
1992年元旦过后，深圳市委就接到中办的正式电报通知：“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接待、安全工作。”同时，还明确各个新闻单位不派记者跟随采访，不公开报道。
1月20日上午9：30，我们的车队到达国贸大厦，邓小平从中巴下来的时候，就有群众看到。有人还惊喜地大叫：“邓小平！邓小平！”
10：45，邓小平讲话结束，一出电梯，大门口的广场上已经自发地聚集着数不清的群众，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公安警卫人员为了首长安全，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邓小平送上停在大门口的中巴上。
1月20日中午约12点，我接到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黄新华（他当时又是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的电话，说香港无线电视台打了很多次电话，称他们上午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香港方面说：“你们深圳方面为什么一点消息也不透露？”黄新华问我该如何回答。
这可把我问住了，拿着话筒停了好一阵子。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的事情，在当时组织上是要求绝对保密的。但是，事实上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先科公司已经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了面。
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我果断地对黄新华说：“就回答他们，邓小平是在深圳视察。至于其他情况，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
快到下午1时，我到餐厅吃饭，看到电视里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播送“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主持人播放黄新华的电话录音：电话里记者问：“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黄新华在电话里简明地回答：“是。”电视屏幕上同时出现黄新华的头像资料，接着还播放邓小平的一些历史镜头。然后，就反复地播送这个“特别新闻”。
据说，当天香港人看这条“特别新闻”比看世界杯足球赛还热闹。世界各大通讯社都马上捕捉到“邓小平在深圳”的信息，并当作重大新闻第一时间播发。这实际上就把“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快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然，海外的大量宣传，国外各大通讯社的快速反应和报道，又惊动了北京的情报和新闻管理机关。正常情况下，必定有人要追查透露这个“绝密”消息的根源和责任。
当天晚饭后，黄新华就神色紧张地到迎宾馆找我，说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透露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的问题。
我虽然有一定思想准备，但还是不觉在心里一震：讲真话、实话的风险终于来了。黄新华走后，我的心里很不安宁。因为我明白：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大到可能会真的受到“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严厉处分，甚至被判刑。
想了好久，我终于下决心来到厉有为的住处。他是分管舆论宣传的深圳市委副书记，又是邓小平视察期间入住迎宾馆的市委主要领导。
我敲开厉有为的房门，主动向他“坦白交代”：“黄新华是我的下属，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香港电视台的电话询问的。有错误的话，完全由我负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批评、处分。”
厉有为有点突然地看着我，认真听我说完以后笑着说：“哎呀，事情已经过去了。社会上对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的新闻反应很好嘛，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数大幅攀升哩。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吧。”这次的风险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
在离开深圳的前一天下午，即1月22日，邓小平召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以及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人，在更大范围继续吹风，讲改革开放的大局。
南巡之后，我就开始考虑如何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吸取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被打压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借助深圳特区的有利条件，请香港的爱国爱港报刊配合，扩大声势，做到立体报道宣传。同时，报道采用评论文章的形式，不直接发消息，这样，既能够更深入地阐述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实质，又避免“破例”违反宣传纪律的问题。
2月18日上午，我让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通知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的林站长找我，我同黄新华处长一起同老林谈话。我说：“《深圳特区报》将要根据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你们的报纸要不要转载？”
林站长当场就高兴地说：“要，要。” 老林回去后，当天就给我们回电话，说他们的张总编听了非常高兴。
我马上电话请《深圳特区报》区汇文社长对香港《文汇报》转载特区报文章的事情给予支持配合。
之后，《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编辑部文章每定稿一篇，在发排的同时，报社总编室就给香港《文汇报》发传真。而香港《文汇报》则每转载一篇文章都安排在头版重要位置，并且加上大号字按语称：《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
后来，香港《大公报》也主动找上门，希望能够同《文汇报》一样同步转载。我们当然也给予大力支持配合。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还通过各种关系，索要《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传真稿。
不久，国内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乃至《人民日报》也都忍不住地动了起来，开始有选择地转载《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部分文章。3月3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专门叫办公室直接致电深圳特区报社，要求将《深圳特区报》已经发表的6篇“猴年新春评论”传真到北京给他，以便下午开会时用。
“猴年新春评论”刊发期间，我心里最着急和想做的是长篇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我首先找《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继续由陈锡添来完成，因为他科班出身，文笔好，又同我一起做记录，熟悉情况。
接下来，我最担心的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尺度的问题。新闻素材很丰富，但是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中哪些上通讯、上到什么程度？再就是什么时机发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正在思虑之际，内部消息说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要点的中央（1992）2号文件已经出来。经过多方努力争取，3月22日，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份中央2号文件的复印件。我将文件交给《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告诉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握好长篇通讯的尺度，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不能传第二个人。
后来，我经常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份不太符合组织手续得到的文件作“尺度”，《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很可能上了不该上的东西，又漏了应该上的东西，那么，后来的命运和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3月22日，《南方日报》先发了南巡的通讯。虽然，社会上好像对《南方日报》的文章还没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我们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我们的长篇通讯必须抓紧，否则将落后于形势。我让陈锡添抓紧把稿子写出来。
3月25日上午，区汇文给我打电话，说陈锡添的长篇通讯稿子出来了。他反复地问：最后谁来审稿、定稿？
我告诉他：“陈锡添是同我一起做记录的，新闻事实肯定没有问题。‘尺度’文件在你们那边，把握政治理论分寸的‘尺子’也在你手中，我看稿子也还不是跟你看一样？要不，你们直接请示杨部长（指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他是市委领导。”
杨广慧对区汇文和陈锡添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区汇文社长打电话到我家，说：“文章上版了。头版发不完，还要转版。题目叫《东方风来满眼春》，吴部长你是不是还看一下清样？”
我说：“办报你们是内行，我就不看了。杨部长那里也不用再送了。叫你们发，就发吧。”
到了晚上9点多钟，区汇文又给我家打电话，说：“老吴呀，我们考虑再三，长篇通讯的作者你是不是也署名？”
我问：“挂什么名呀？”
区说：“挂特约记者。文章的素材主要是来自记录稿。记录稿主要是你完成的。你在文章上挂个名比较合理。”
我觉得老区处事很慎重，考虑很周到，但也听得出，他主要还是担心文章发表以后的责任问题。我说：“记录稿虽然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但文章是陈锡添一个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
讲完，我又笑着说：“老区，恐怕你们还是担心将来的责任问题吧。文章发出去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是会负责任的。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再说，现在党内党外都开明多了，像过去张志新那样被抓去坐牢、甚至杀头，是不会的。最多是‘双开’。要真的被‘双开’，那就回家种红薯嘛。”
老区在电话里也笑了起来，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定了。”
第二天即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广大读者中引起轰动。20年后的今天，这篇文章仍然被广泛传诵。
（作者曾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深圳特区报》总编辑。本文摘自其新书《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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