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一、1至4月，《邱会作回忆录》在香港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李作鹏回忆录》由北星出版社出版，引起学界极大关注。

二、4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编著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从社会文化角度对文革时期的上海市民生活作了多方面的梳理、分析，为文革研究探索了一条新路。

三、5月，以文革美术印刷品及其他各类出版物的整理、收集为主要工作的“考史堂～文革资料研究交流中心”于5月22日在京成立。开业当天的展览主题是：1915-1975，新妇女和新少年。展出从“美人图”到“铁姑娘”的一系列画作。

四、7至9月，在“九一三”事件四十周年之际，海外学者丁凯文、司马清扬合著的《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于7月在香港出版。8月，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与《记忆》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9月，“九一三”事件当事人的亲属、外交官、记者等在京召开文史研讨会。9月13日，林彪之婿及黄吴李邱之子前往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遇难处祭奠亡灵。

五、10月6日，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元老子弟和党史学者二百多人在京召开了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会议由胡德平、叶选基主持。与会者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再来一次文革”的观点，强调要彻底否定文革。

六、10月15日、22日，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举办了两次座谈会。郑仲兵、李洪林、卢弘、陶世龙、张思之、阎长贵、何方等学者发言。其中，阎长贵就《决议》对文革的“定义”，提出批评。这个发言以《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为题发表于《记忆》2011第13期（总78期）。

七、12月10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在京召开“第二届文革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湖北、韩国、法国的26名中外学者与会。提交的论文，不但包括群众组织、五七干校、上山下乡运动等政治性内容，还包括性观念、婚恋、血缘、女性服饰等文化性内容。

八、12月26日，著名历史学者、南京大学教授高华病逝，终年57岁。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为学界所推崇。生前曾对文革历史做了许多研究，前些年受邀撰写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大型丛书中的第七卷《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在已经写成两万多字时被发现癌症，因病痛折磨而被迫中断写作计划。他的逝世是文革研究的一大损失。

九、12月26日，在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餐厅举行了《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与会者近二百人，多为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有与会者称，发言中没什么政治内容，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嘉年华聚会。

十、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文革题材书籍的出版方面继续走在前头，除前述几种书籍外，2011年还陆续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了原“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以“许爱晶”之名所著的《清华蒯大富》（3月）；由中国书局有限公司出版了“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的《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之二（3月）；由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原四川造反派红卫兵领袖（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蔡文彬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4月）；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原外交部造反联络站领导成员杨荣甲著《共和国外交部秘辛——一个外交官在文革的亲身经历》（7月）；此外，还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文革中曾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人民勤务员总部”和市级机关红司的一号负责人魏绳武著《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5月），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王海峰对他参加造反、参军、退伍后被打成“北决扬分子”等曲折经历的回忆录《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个老三届的回忆》（11月），肖健卿、李近川主编的《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12月），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注释的《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12月），聂树人著《地质东方红兴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12月）；在12月5日林彪104岁诞辰之际，中港传媒出版社出版了《林彪文集》，全书从收集到的林彪的文章、报告、信件、电报等超过120万字资料中精选了89篇、58万字。

边犊，来源：电子网刊《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