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士：196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上）

一位西方未来学家有句名言：“不总结历史教训，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唐《贞观政要》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文就是遵循这一至理名言来研究和总结1957年至1961年期间的西礼县大饥荒的，旨在为人们留下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引言

　　公元1960年前后，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时，各种疾病也开始蔓延，1961年2月份全县各种疾病的发病人数达43300人，比1月份的30720人增加了44％。饥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达到14241人，也由于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县17万亩土地荒芜，仅当时的洛峪一个公社就多达2万多亩。

　　上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说明了什么？为什么那个年代人命那么脆弱？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感受不到那时的苦，体会不到那时的难，不看看这篇资料对这一问题肯定会百思不得其解。


　　大饥荒的成因

　　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其成因应追朔到1957年反右派和整社反右倾以及1958年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


　　一、虚报浮夸、高指标、高征购，使得社社队队篅底空，家家户户无粮吃

　　1958年，是浮夸风、吹牛皮、说大话甚嚣尘上的年代，谁越会吹，谁就成了先进，吹得越大越好就越光荣。这种歪风首先来自当时的甘肃省委及其个别主要负责人。这一年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还说，“要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人们思想的命。”上行下效，各地便有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与上面遥相呼应，如“只要革了思想的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办到”等不切实际的口号铺天盖地，从上到下，出现了一种“吹牛皮”、“放卫星”的怪现象：先是新华社在6月12日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实现小麦亩产3530斤，放了一颗“大卫星”。紧接着，西礼县也在6月27日暴出鱼洞农业社小麦亩产870斤，放飞了“卫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又放出了小麦亩产5303斤的“卫星”。西礼县也紧跟效仿，于7月7日在小麦还未收割时就提前报送《大跃进中的丰产喜报》，虚报成集乡国光社0.2亩小麦亩产1600斤、姜席乡姜席社2.4亩小麦亩产1214斤，又放了一颗“卫星”。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农业科技含量很低的情况下，小麦平均亩产实际为220—240斤（根据西和县委[58]240号文件万青山发言的偏高估计）或更低。但看到别人都放“大卫星”，我们只放“小卫星”，实在有点不过瘾，于是西礼县的盐官公社罗堡队就放出了洋芋亩产16万斤的“特大卫星”。即使按照科技含量已经较高的今天，洋芋实际亩产也只有3000斤左右，即便以此计算，16万斤也需53亩多地才能产出，按当时实际平均亩产2000斤左右计算，需80亩土地才能产出，但当时省上媒体却作了宣传报道。不仅粮食亩产“放卫星”，而且人均占有粮的计划指标也不断攀升：6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西礼县平均亩产400斤的消息，《甘肃日报》发表了社论，西礼县被列为38个亩产量400斤县之一。1958年7月2日，县委书记万青山在电话会议发言中提出：“今年各类作物亩产必须达到小麦220斤、包谷650斤、洋芋800斤（为亩产4000斤折的主粮）……只有完成这个指标，才能保证实现每人1200斤粮食。”事实上，万青山讲话时，粮食作物生长已成定局，他这么讲的意图，就是要下面必须按这个数字上报产量。7月8日，县委在（58）178号文件中又提出“为每人实现1500斤粮食而奋斗”的目标。8月9日，县委《抓元帅，抓先行，保证完成600斤》的文件再次提出新指标：“农业生产今年计划小麦亩产240斤，包谷亩产750斤，洋芋亩产3500斤，水稻亩产600斤，每人有粮1800斤。1959年包谷产量1200斤、洋芋6000斤、小麦500斤、水稻1200斤，平均亩产1000斤，每人有粮3000斤。”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为将1958年的各种作物平均亩产由400斤、人均有粮1200斤，提升到亩产500斤、人均有粮1500斤，再提升到亩产600斤、人均有粮1800斤。而1959年，则猋升到亩产1000斤、人均有粮3000斤。就这样，只凭几位领导人的嘴，坐在办公室就把已成为定局的粮食产量越吹越高。事实上，实际的粮食总产量1958年为1.0168亿斤，即平均亩产为120斤；1959年为0.851亿斤，平均亩产为143斤，而1960年则已下降至平均亩产仅有81.8斤。由此可见，这几年粮食产量是逐年直线下降的。

　　既然各县粮食都在“放卫星”，产量成倍翻番，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应相应增加，于是，公购粮任务越加越大。由于实际没有生产那么多粮，加重的公购粮任务无法完成，只好挖空社队粮仓，竟至发展到1959年底和1960年初，便出现了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查社员家里一点点仅存粮的惨酷现象。

　　甘肃省1956年粮食大丰收，总产才达到38亿公斤，而1958年上报的估产数却为185亿公斤，比丰收之年还高4.87倍，后来虽修正为120亿公斤，但也高于1956年实际产量三倍多。可是1958年征购入库数字为上报总产量的37.5％，1959年又上升到总产量的47.6％，到1960年，有些地区和县社被征购的粮食已达到总产量的60％。那时的总产量，是人为的过高估计数字，且以1958年的产量的基数，可以想见，到了大减产的1960年，不断加大的征购粮任务与实际产量之比已相当惊人，社员无口粮，已是难免的灾难。西和公社西和大队凤山生产队粮食产量由1956年的单产265斤下降到1960年的101斤，总产量1956年是302080斤，1960年下降到了119358斤，可是公购粮任务却越来越重，1957年交公购粮45500斤，1959年则增加到74545斤，增长61.5％，而分给社员的口粮1957年平均每人278斤，1960年降到148斤，即使按当时每人每天6两的定量，也只能吃到当年3月13日。除了高征购外，社队提留和干部贪污私分，留给社员的已寥寥无几。1957年在粮食统购统销时给农民定口粮标准为一年370斤，1958年8月22日中共西礼县委《认真解决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规定，社员“口粮供应大小平均，为每人每月不低于35斤，不能过份地对口粮标准压得太低”，但这个标准是拨给公共食堂集中吃饭的，而食堂由于缺粮缺柴以及各种舞弊等原因，许多社队已经停炊，社员自己打面做饭吃时每人每天只能维持到老秤4两（折合今2.5两）至9.6两（折合今6两）。到1960年底和1961年初，连4两也供应不上了，这时候社员只好用“瓜、菜、代”来充饥，满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光吃尽后，又寻找榆树皮、树叶、树根以及干荞衣、嫩荞芽、包谷杆、包谷核加工后食用。野菜野草使一些人吃得浑身浮肿，中毒而亡；一些人被包谷杆、包谷核吃得大便不通而活活胀死，……这就形成了本文引言中的一些饿死人的数字。在当时，有些农户全家死绝，这样的情况各村都有。有的大人们为了孩子能够存活下来，自己舍不得吃、穿，死于饥寒，为此而勉强活下的孩子，都成了孤儿（1961年后县上办起了儿童福利院[孤儿院]，专门收养孤儿，直至他们长大成人）。1960年，西礼县人口死亡率达94.53‰，高居全省第二。各种疾病也随饥荒而来，好些疾病是除那个年代外再也见不到、听不到的。1961年3月17日《县委转发生活安排办公室医疗小组关于当前防治疾病工作的报告》提到：“截止2月底的统计，总发病人数已达43300人，比1月底的30720人增加了44％，2月底现有病人26291人，比1月底的13862人增加了90.5％，占全县总人口的6.14％。其中浮肿病人1月底有6411人，2月底4736人，瘦弱病1月底4298人，到2月底达到11492人，比1月份增加了164％。子宫脱垂的1月底1407人，2月底1523人。”“又由于妇女病的危害，人口出生大大下降，据白关公社统计，1960年全公社出生婴儿180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6％，但这一年的死亡人数尽（竟）达2320人，占总人口的16.22％，最严重的白关公社苟家山生产队有87个生育妇女，自1958以来只生了1个孩子，但1960年一年就死亡了143人 。”边远山区如此，县城周边情况也如此。省地工作组西礼小组1961年2月24日的《西和公社凤山生产队生产情况调查》反映：“凤山大队是一个穷队，全队553人，人均占有土地2.2亩，1956年全队有154户，726人，到1960年仅有146户，533人，五年来共死亡172人，占总人口的21.4％（全队死绝的有8户），牲畜死亡更严重，队上原有26头牲畜死的只剩了2头。”1961年初开始，县上举办三级医院，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自制葡萄糖、维生素C加麦麸和中药的“康复散”、“加味补中益气汤”、“加味十全大补汤”等治疗垂危病人，抢救劳动力，全县人口死亡和各种疾病才得到了遏制，截止4月15日，有28577人治愈恢复健康，投入了生产，但仍然有26900人未愈。

　　各种疾病中，除浮肿外，一些比较少见的妇女病也出现了，如子宫脱垂和闭经。子宫脱垂为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过重的体力劳动等因素所致，那么闭经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向毛主席写的一份调查报告，解开了这个谜底。

　　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锋同志带了五个人在甘肃临夏州新集公社新1号生产大队调查农村食堂时对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作了深入调研，发现：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当年一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2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中，3个是炊事员，2个是女队长，1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2个小孩，1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1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4人，1是炊事员，1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是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年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1个小孩。上述调查数字颇可看出症结所在。（未完待续）

作者:赵继士，来源: 陇南市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