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1）
【内容提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土地改革正在渐次开展起来，经济恢复工作一切百废待兴，尽管各地反抗事件频发，毛泽东却反对“四面出击”，没有响应党内实施大规模镇压的要求。不过数月之后，因朝鲜战败，中国被迫出兵抗美之际，毛泽东又抓住对外战争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大举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力图乘举国对外之际，一举清除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这场以巩固城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极大地震慑了社会各种敌对势力，提高了新政权的威望。
1950年代初，由于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新中国曾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间全国大小城镇群情激昂，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仅仅用了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各地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各种旧势力，包括恶霸、地主、惯匪、特务、国民党党团及军警政骨干分子，以及曾经杀害中共人员或给中共造成严重损害的分子，大部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从而也极大地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因此，此一运动虽然“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
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①其中原因，一方面与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低有一定的关联，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作用向来在大陆学者的心目中争议不多。因为，以后的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档案开放程度同样很低，却明显地受到关注，并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不过，无论其情理如何，曲直与否，作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之首的这场运动，总应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使人能了解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因果与影响，是为当然。
镇反运动发生之时，正值全国性土改运动斗争高涨之际。镇反运动虽以城市为主，但各地县乡亦在其列，许多地方亦波及村镇。且镇反运动的相当一部分对象为逃亡地主及城乡恶霸，故其与农村中土改打杀地主恶霸以及当时的“清匪反霸”斗争亦往往纠结一团，不易截然分清。再加上以中国之大，地区差异之甚，运动的复杂性及其地方动作的差异性亦不可限量，故笔者并不指望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这场运动的全貌。本文只是着重从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具体决策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及其与地方间互动的情况，来尝试着描述与分析这场运动形成发展的复杂情形与其内在的一些问题。
一
从1948年秋天开始，中共军队从东北地区开始，横扫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仅两年左右时，就占据了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制。但是，军事的胜利并不足以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与长治久安。还在中共准备全面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之初，毛泽东就再三告诫全党，切忌重蹈李自成进城的覆辙。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进城后务必重视阶级分析和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问题。他甚至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1]（P1351，1432～1435）
实际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新区还是老区②，自从中共开始大规模夺得政权以来，就不断地遇到局部的，但却是相当激烈的反抗。
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老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五十余辆，石景山钢铁化验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党员村干与干属麦子被烧者数十起，冀南十三个县统计，烧毁麦子一九一七亩。二、杀人。冀鲁豫二十六个县三个月内统计共杀人五十五起，死人八十八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冀南近三月内反动地富杀害我村干党员四起，绥远陶林二区蹋步忽洞村地主勾结土匪一次即杀我村干部积极分子十二人。自元月至今合计约有二八八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2]（p394）
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前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妇女十六岁至二十岁妇女四十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二十一人被匪剥光衣服，七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三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十三户，第二次全村九十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七十余人，八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九十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四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0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3]（p183～184）
由于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后，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有日渐严重的趋势，因毛泽东访苏归来暂时休养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时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在他的主持下，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4]（p159）公安部并据此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城市中敌对分子的状况。据3月间中共北京市委报告，从入城以来到报告之时，北京市已逮捕、集训和登记的敌特党团分子已达6900余名，其中登记者即占一半以上。另据浙江省的统计，其仅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超过11万人。又据山东省的统计，其登记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道会门头子、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等五种反革命分子，就达到137599名。③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
3月28日，刘在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23日关于皖南军区破获匪特案件通报上明确批示：“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这样就会鼓励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经过宽待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以长期徒刑以至死刑，此点望公安部及司法机关即向各地发一指示，请董（必武——引者注）老与罗瑞卿同志拟一指示发出。”[5]（p613）
29日，他又在铁道部长滕代远前一日关于匪特破坏铁路情况给军委并中财委的报告上批道：“对这些破坏分子必须严办，不严办，不给以恐怖是不对的。公安部及铁道部即商讨出办法通知各地，批评各地麻痹现象。”[6]（p613）
30日，了解到中苏合办股份公司协定见报后，一些地方学生上街抗议，刘少奇也马上联系到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指出：“在绝大多数群众中这种怀疑是出于幼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但反革命分子必然借此大肆活动，并在活动中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貌。各地党委团委及公安部门对此必须密切地加以注意。”“要特别注意那些激烈的作各种反革命提议和行动的分子，记取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并对他们加以侦察，以便发现他们之中的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组织，然后在适当时期由公安部门加以破获。”“对确实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在有了充分的侦察和准备之后，必须加以严厉的彻底的镇压。”[7]（p615～616）
在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再三提示下，各相关部门领导人亦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呼声和要求。在这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对此后镇反运动的形成颇有影响的彭真的报告。彭真在报告中说：依据中央指示精神，政法委员会派出两个工作组前往察哈尔省的宣化及河北省的唐山两个专区进行了司法调查，发现“在正确地纠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对此，报告举例称：“有些地方对罪大恶极，甚至曾杀我干部百余人，曾杀我县长及干部多人的反动头子，曾杀死群众多人的匪徒，却不判死刑；或下级法院判了死刑，而上级法院又改为徒刑。”而更多地方则因法院不健全，积压案件甚多；对于已有处刑决定之匪特案件，亦往往拖延甚久，以致失去时效。这种情况已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张扬，“新区、半老区群众很怕土匪特务，对匪特和我治安人员竟采两面应付办法。甚至有些村干部，也因为怕遭匪特和“遭殃”，对于所知匪特匿而不报。群众对于政府的清匪除奸的号召，则认为是空话，报之以极冷谈的态度。”④彭真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各级法院“宽大无边”，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嚣张的情况，不仅推动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3日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8]（p358～360）而且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但是，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包括刘少奇和相关部门大力镇压的指示及部署，毛泽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做出相应的指示。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再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且其始终是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包括在中共中央进城前夕，他还在强调：共产党的政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独裁、专政、专制”，故必须“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进城后，他更是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⑤因此，毛泽东不可能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时候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由于新中国必须要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复杂得多了。他在1949年初对俄国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9]（p22）也正因为要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甚至对占领大城市的问题都格外谨慎⑥，对新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会“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危险更是格外担心⑦。他已经再三告诫党内：“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10]（p1428）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避免重蹈李自成当年的覆辙，强调进城后要警惕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亦都是为此。但也正是因为注意到进城后会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故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都小心翼翼，避免四面出击。
比如，1950年3月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就马上针对当时正在广泛开展的土改运动提出：中国的土改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其理由有三：“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⑧毛泽东这里的中心思想很明白，就是突出强调统战政策的需要，要求全党注意运用策略，对敌人要分而击之，以免太过刺激统战对象使其不满。
对农村中的富农尚且担心发生“左”的偏差，诉诸激烈手段，大规模镇压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影响面更大，毛泽东自然表现得更加谨慎了。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在书面报告中他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是，他同时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报告虽然面面俱到，讲了各方面的工作要求，然而，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他说：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第二，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再加上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尤其是“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换言之，毛泽东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用他的话来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不是不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11]（p397～400）这其实也正是毛泽东在军事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用。（未完待续）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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