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病重时，张鸣去看望他。
发言者：朱学勤、萧功秦、张鸣、杨奎松、许纪霖、景凯旋、严博非、熊景明
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一介书生的高华
我认识高华已经二十多年了，1989年之后，在大家最绝望的时候，我们一群朋友聚集在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高华作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期间，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在默默搜集资料，要写一本关于延安整风的书，这就是《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这是一本写给历史看的书。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出版，也不知道是否会带来麻烦。90年代不像今天，已经有了比较成规模的民间社会，有媒体参与，有民间出版，有海外渠道，还有网络空间，可你写什么东西大家都能读到。高华在动手写《红太阳》的时候，是孤身一人、他默默无闻，生活艰辛。他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在做一件不知道结果的事情。
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的时候，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他父亲的通缉令。高华的一生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感之中，这种恐惧感笼罩了他的一生的。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太懂中国历史了，在政治上比一般人还要谨慎。他对政治本身没有兴趣，但他有良知，有学术上的担当，有说真话、揭穿历史真相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了功利，不追求任何世俗的回报。
写《红太阳》时候的高华，几乎一贫如洗，只是一个副教授，在学术界很边缘，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尽快解决职称、拿几个课题、赚些小钱。但高华真正关怀的，却是历史真相。他明白书出版之后可能会面对什么，有过一些犹豫，但最后决定还是要写。写的时候不再考虑出版，作好了为抽屉写作的准备，反而可以秉笔直书。稿子出来之后，在很小的朋友圈中传阅，大家一看，非常震撼，这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高华以自己出色的历史理解和想象力，还原出权力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对已有的历史正当性是摧毁性的。我最先推荐给香港的天地图书公司，天地公司虽然知道是好书，但觉得过于学术化，有点犹豫。书稿到了金观涛先生这里，他领导的香港中大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刚刚开始以香港中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图书，虽然经费困难，但马上拍板决定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观涛当年说的一句话：从此大家会知道谁是高华。
《红太阳》的出版给高华带来巨大的荣誉，同时也带来难以想象的压力，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结果，比他想象的还要更严峻。他后来的处境，对他最具有杀伤力的，还不是有形的那些被体制边缘化，而是无形的恐惧感，我觉得他后来的得病是与这种压力直接相关的。但高华都承受了，他患病以后精神上有一种很大的超越，眼神越来越明亮和坚定，不仅是面对死神，而且也淡看了人间风雨。高华本不是一个豪杰，他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内心里面有书生的纯粹和意志的韧劲。
他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向这位老朋友致敬。█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坚守和超越
我和高华认识有27年了，当时他刚刚进入南大历史系，我也进入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那时他还住在上海路那个小房子里，厨房是公用的，我去他家的时候，孩子还很小，他自己的书桌也非常小。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楼板上全是堆满了报纸，旧的报纸和书籍。他在《红太阳》后记中谈到的一些经历，当时他就给我们谈了一些。
我觉得，我和他能走得近，可能就是价值观相同。我们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但都有一个情结。这个情结就是虽然文革过去了，随着时间的过去越来越远了，但是好像永远都缠绕在我们心头。就是说这是一笔账，也是一个金矿，要把它挖出来。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传进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们有时候在一起谈，中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我们这代人对不起中国这段历史，也对不起中国十几亿人民。所以他一直做这个，是令人感佩的。我后来心里也有一个感叹，就是古人说的“察见渊鱼者不祥”。他做的这个工作，除了材料的问题，其实是研究一个非常黑暗的东西。他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去做这个东西，人格上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是非常难。我自己就躲避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读古代文学去了，逃避了。而他却能够直面这段现实，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文革历史。所以我觉得他后来生这个病和这个还是有关系的，长期地研究这些东西，身心会交瘁，我自问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溃的。
所以，他的书出来以后，我觉得就是做了一种，可以称得上非常伟大的工作。就是捍卫记忆，寻求真相。而这个恰恰是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包括现在这些年轻人，这几代人应该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刚才也有老师谈到，我们现在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盛世时代。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需要我们面对很多当下的事情。应该说，对年轻人来说，要不断地积累知识、开阔视野，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应该是把自己长期思考的东西赶快吐出来。
高华我知道他的性格，也能感觉到，刚才许纪霖老师说得好，这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一种无端的恐惧感。我和他谈话时，能够感觉到。他如果做别的研究，也会做得很好，但最后，他为了他所钟爱的事业还是坚持做下去，这仿佛是他的使命，是飞蛾扑火般的运命，实际上他写出来的东西证明他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他本来的那种性格。
最近两年，我们还偶尔见见面喝喝茶，他那时候都是对自己的病有信心，实际上是对年轻人有信心。他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史识，都是值得感佩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也要抓紧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最近又在悼念哈维尔，他们那一代人当时提出来“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这是一个意义消失的时代，而知识分子则应当要坚守意义。他们那代人坚守了意义，而且他们看到了成功。所以我相信我们坚守意义，我想几十年，几百年，哪怕就是在等待戈多吧，还是会等来的。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严搏非（上海出版人）：最好的纪念
前两天，就是高华去世的那天早晨，他的学生打电话来。（高华走了）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非常突然的一件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在走向死亡。最近这两年，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很快就要走向生命终点。
高华的出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国近当代历史领域，尤其是在中共党史这一块，会出现像高华、奎松、志华这样出色的研究群体，出现这样几个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和高华也认识很久，有二十来年。最早是在八十年代，高华到上海来，当时上海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在做党史研究，但是这一群人后来真正留下来，一直往前走的，就这么几个人。就像刚才奎松讲的，真的是“空前绝后”。但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它告诉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样一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往前走？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是2008年，高华在上海，我们一起吃饭、谈事情。那时候他已经确认得病了，他放弃了他的《国史》的写作。那个《国史》他已经写了两万多字，但是他不准备再进行下去了。他说，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重新修订《红太阳》。他说大致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需要改动，已经准备了十几万字的材料，而且不仅是简单的修订，不仅是增加材料，还包括一部分叙述的改变。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做。
最近这两年，我跟高华通的电话也不多，每年也就是两三个电话。我注意到他这两年，是在努力地把他想说的话讲出来。他不断地有文章出来，尽管还是在谈历史，但是整个关怀全在当下，立场和思想非常清楚。但修订《红太阳》这件事却还没有做。我相信这个稿子已经在了，尽管不一定完整，这个工作，希望有人能做下去，把他这部分稿子整理出来。这将是一个对高华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想说，高华的生命，很可能象征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可能被注定了要抱憾终身。但是一代人还是要做一代人的事，对于我们而言，时间紧迫，有想做的事，有想说的话，尽快去做它。
（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有所删节）
熊景明（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拂去历史的尘埃
高华走了。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打开邮箱，竟有五封邮件带来这同一噩耗。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工作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让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2011年还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而高华此书，借他在前言里面的说法，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学者陈彦曾撰文称，“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集《革命年代》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撰写的35篇有关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华认为，如果只是把握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他对历史的通达，他对资料的把握，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坏到100分来对待。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别具一格，是高华的特长。
和高华聊天就像与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一次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2006年高华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列举农民造反派几个“战斗队”，语惊四座。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反应，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
高华在南京大学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他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于一身，如同会写剧本也会演戏。开夜课，南大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他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作，为了不影响入睡的妻儿，每天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他说，“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的演员，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在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两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他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寿命六个月，但高华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医生惊讶赞叹。平日打电话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回到南京，写成1.6万字的长文，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谈历史。文中说，“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这本书“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对《中国改革》记者刘芳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的可悲的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兴，其实是大崩溃的前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时候，还在与儿子高欣和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剑》和我们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有时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特意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原载: 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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