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6日 星期五

辛亥百年——踯躅,还是轮回?

公元2008年3月20日晚,台北。

在刚刚胜选的国民党答谢庆典上,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表情凝重:“在我们的任内,将迎来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我们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马英九的带领下,国民党大佬们手拉手站成一排,面对民众深深一鞠躬。背后的布景墙上,蓝天白云,從感恩出發、從謙卑開始几个大字分外醒目。

  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曾经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100年了,到如今,从社会制度到民众素质有东风第一枝的自信和自得了么?我们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不仅没有进展,甚至还在摸石头,连走什么路都没确定,更别提上路和前进了。


制度

  对于什么是民主、何谓共和制,在国际上和学界当有公论,而特色掩饰下的国内和民间,却还是众声喧哗。

  就我的浅薄理解,共和牵涉法统,就是天下为公、匹夫有权,天下既不是某人的天下,也不是某党派的天下,而是大家的天下。不管是皇帝的权还是党派的、官员的权,均非天授、不可世袭,而要经过民众的授权。同时,这个授权是有期限的,不能总拿多年以前被忽悠蒙蔽或者心甘情愿的某次授权说事,把一次授权说成是永久授权。所谓民主,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是统治者的权力受控制、必须关在笼子里。一言以蔽之,就是手握管治权限的统治者面对民众,必须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开始。

  那么,100年后,我们达成这些了吗?以此对照正拼爹的公元2011年10月的中国大陆,可惜,这些都不是事实。且不说对比那个“训政——军政——宪政”三段论最终落实、背影日渐斑驳的民国,即便对比100年前的大清,集权体制的延续也仿若倩女幽魂。

  说来,除了个别字眼的偏差,倒也确实差相仿佛:大清有宪法,中华人民被共和国也有;前者有宪法无宪政,后者亦如是。100年前家天下,100年后家族天下;100年前《钦定宪法大纲》规定核心权力都归于“君上大权”,100年后《宪法》规定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100年前搞皇族内阁、世袭、不分权,100年后宣示五不搞、量身招聘、拼爹……
当然,也有进步的:100年前不搞选举,100年后全国人民都自愿选举一个人;100年前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满街溜,100年后总算更进步一些,开着宝马奔驰满街横冲直撞;100年前官商一体的官督商办,100年后由自家子弟掌门的大型央企和华润等党企……
……

  一言以蔽之,必须保证大权在握,绝不分权。

  不分权,便无制衡。无制衡,人性丑恶的一面便极易显现,然后是专权、乱政。

  这,正是当今社会一些挑战人类智商下限/无耻无极限的说辞与做派累见不鲜的根源。


民众素质

  再好的制度和规划,也要人去执行和实施。
  即便从明天起,移植一个全宇宙最好的民主共和制度,我们的民众素质能保证达成实质民主吗?

  满大街的红绿灯,满大街的人视若无睹乱穿马路;满大街的垃圾箱,满大街的随手乱扔垃圾;满手的票据,一大堆未履行的合同;满箱的账单,满身的三角债;已经详细获知预后的手术单,签字后效果不佳马上反悔状告医院;十元钱、五十元一张买断的村委会选举选票,听了抬棺材反腐就无限敬仰和怀恋……

  好的规则不愿遵循,只管自己片刻方便;配套完备的公约不愿承担小小的义务,只为随意;拟定的契约都不愿意承担责任、很容易就被金钱收买、花言巧语蛊惑……这样的选民,能实现实质民主?古希腊人早就知道,选票常常容易被投给言辞出众而非实干经验丰富提供更好服务的人。

  更别说,动辄黑压压跪一片祈求青天大老爷作主的,数十年如一日屡次被打击报复还坚持上访的,常年纳税供养公仆却和领导握了次手或接收了领导递过来的一袋面粉或一桶大豆油就感恩戴德感谢恩情感谢关怀的,在广场上永远怀恋红太阳连自己老娘死了都不去送葬而去唱红歌的……这种奴才意识深入骨髓、习惯于让别人主宰自己的一切、替自己做主的,怎么指望他们能独立自主地“当家作主”投出负责任的一票?

  谭嗣同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如果只有一个、两个贼,只是居于庙堂之上的贼,今天杀不尽,明天杀,这一辈杀不完,子孙去杀,总归有杀完的那一天吧。

  可是,藏在每个人心里的“贼”,戴着红领巾和团徽每年数以百万计源源不断地洗脑制造出来的“贼”,谁去杀,又如何杀?力大如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况数十年被洗脑、一以贯之渗透熏陶之下深入骨髓的奴性与劣根?

  另外,即便是达成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也同样问题多多:

  即便对岸,普遍受教育程度优于我们,经历了多年民主熏陶,有两次政党轮替洗礼,尚不可避免地陷入有党主无民主、有选举无民主的泥淖,至今难脱黑金和地方派系及桩脚的左右与绑架。

  再如,一人一票是否民主?看起来民主极了。可是,术业有专攻,对于某项议题,熟知情由的专家和对此一无所知的文盲一样一人一票,每一票的权限相当,是否公平?如果这还是优质民主,我们就不会出现三门峡水电站的惨痛教训了——既然如此,给专家两票的权限,给超级专家三票的权限,然后和普通民众再来投票,是否更能达成实质民主所指向的目标呢?!也许吧,但是,又由谁来决定,如何去判断,哪个专家可以有两票、哪个又该有三票的权限才合适?
……
  当然,没有什么事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19世纪的英国,刚开始很多人也没有投票权,后来投票权的扩大、普选是和教育程度的大大提高相关的。按照穆勒的标准,什么样的人民可以来推选他们的代议制政府?首先要会认字,然后要学会判断,然后要了解事情,要会读报,然后要能够去接触一些信息,自己做出分析……只有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到投票站去,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否则,他们极有可能沦为投票工具和人头党员。只是,一方面竭尽所能封锁消息、不让民众获知真相,一面指斥民众不明真相;一面不遗余力洗脑愚民、弱民,一面又指民众素质差、分辨力差容易受人蛊惑煽动。教育不学“公民”和“宪政”而是学党编的《政治》,新闻和信息受喉舌垄断,外面的世界有防火墙,言论受管制,电视台长篇累牍地播放下跪叩头打自己嘴巴的辫子戏,民众何时才可以自由地获取真实、充分完整的信息,自己去分辨、思考?

  新闻联播牌摇头丸确实很high,可惜,功效仅限于短短的30分钟。

情势

  100年前,预备立宪之后,清廷信用尽失。国内、国外多重压迫之下,民生凋敝。

  100年后,越反越腐,一部阳光法案居然十多年都通不过。政改喊了多年,每次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税收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速三倍的速度爆发式增长,国富民却愈穷;一年辛劳到头,可支配收入远跑不赢CPI;高耗低效的垄断央企和国企凭借垄断及政策、资金优势将中小民企挤得奄奄一息,资金链断裂或利润太薄而致的倒闭一浪接一浪;国民经济的战略支柱房地产一枝独秀,鲸吞牛饮之下百业萧索;低工资、廉价劳动力和血汗工厂换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不过是看起来很美海市蜃楼;大干快上的基建和政绩工程成了豆腐渣和套钱的明证;黑煤窖、粗放式开发和贱卖矿产资源留下的是数十年、上百年也难以恢复的环境破坏和子孙无以为继的资源枯竭;股市消灭了中产,高房价、医疗、教育、养老座座皆大山……

  当官方的辟谣反成为“谣言”得证的旁证,一条不实信息可以导致数万人挥舞拖鞋酒瓶砖块和武警对峙,一个谣传就可以让全国各地连夜去抢盐;一句“城管打人”就马上可以聚拢数千的民众,一句“杀死贪官”马上就可以云集而景从,一条人肉官员的微薄马上可以引来成千上万网友的围观,一条某政府机关爆炸或枪击会赢得漫天赞叹,一条某官员自杀或被自杀的消息可以招致无数的欢呼、庆贺和XX人民发来贺电……

  如此暴戾、浮躁,每个人心中都充满焦虑、抑郁、不平愤恨和血腥冲动,无怪乎整个社会充斥暴戾之气,遍地都是火药桶;此等局面,即便维稳经费高过国防预算,即便相关队伍再尽心尽责如履薄冰,又如何避免和防得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轮回?!


共识

  清末,即便没有武昌首义去推行共和民主,全社会也是有共识的。

  在清廷,有五大臣出国考察/有预备立宪/又成立咨政院和地方的咨议局……

  在学界和民间,尽管有保皇的君主立宪和革命共和之分,分权制约已成共识。起码中国不能再抬出一个皇帝来供臣民三拜九叩,只能选出受民驱使的公职人员,比如总统、议员。事实上,即便是立宪派,最最后关头也支持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汤化龙立宪派的倒戈,武昌首义不可能成功;没有各地立宪派的倒戈,辛亥革命也不可能成功,看看各省宣布独立的通电和后续的革命政府中出身立宪派的主要官员可见一斑。

  有共识就好办事,起码可以减少混乱,降低动荡的风险。

  而如今,我们有共识吗?

  在执政当局,不争论,五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止步了几十年;

  在民间,“不争论”和强权蹂躏之下,浑浑噩噩,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公民意识淡漠;
在学界,左右之争水火不容。右要分权,左要更加集权,靠一个更大更强势铁腕的红太阳来拯救众生。作为精英阶层,右人数少,相对有话语权,但对底层民众影响有限;作为草根阶层,左似是而非,在当下水准的民众中却极易煽动更多的人。更要命的是,右相对理性,不希望社会动荡和流血;而左为达到目的甚至是一己之私,极易发起革命。

  而夹在左右之间的当局者,宣传和承袭的是左的理论和体制,一方面作茧自缚,心知肚明左一旦压制不住便会反蚀自己;一方面明知向右改良才是长治久安/永续执政的长久之计,却囿于集团既得利益以及多年以来左的巨大惯性,难以掉头。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众素质和民众土壤决定了制度的优越与否和有效性。与此同时,制度又以其强制性和无孔不入的体制力量来教育/影响国民性和民众素质。如果一定要等到国民素质达到某个水准才去建立某种先进制度,行不行?不行,因为腐朽落后的制度会愚化/逆向淘汰优质民众,在那样的环境下,只会是民越来越愚,愚民越来越多,靠他们永远不能建立一个更先进的制度;反过来,靠暴风骤雨似的革命先建立一个先进的制度,不改造国民性和民众素质,行不行?也不行,辛亥之后的混乱/动荡已经为此做了注脚。

  至下而上的革命不行,至下而上的改良不可能,何去何从?

  对岸和俄罗斯已经给出了参照:至上而下的改良,建立一个先进的制度,再靠制度的强制力来改造民众,在学习中适应,适应中学习,相辅相成。

  可是,至上而下的改良,让当权者放弃眼前的既得利益,岂不是与虎谋皮?

  与虎谋皮当然困难,可是聪明的虎理当权衡:是像壁虎断尾求生,还是困兽之斗后被剔骨剥皮?尤其是当此信用尽失、遍地火药桶之际。

  制度千疮百孔,民众愚昧暴戾,社会分化严重,共识远未达成——今日局面之严峻,实远甚于100年前。断尾能求生,尾大不掉却一语成真。

  踯躅间前行的时机渐失,在现有体制下改良如对岸般平稳渐进的机会越来越远。

  是走向1911,还是走向1967,我们还要多少次轮回?

作者:鲁直,共识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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