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历史终结者（上）

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合影

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蒋经国

　　从 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0多年间，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在这次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从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终结者”，他结束了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民主的现代。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对一个权力人物而言，他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会主动交出自己的权力，也从来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蒋经国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他毅然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他的接班人。这艰难而伟大的一步，使蒋经国完成了从独夫民贼到历史伟人、从政客到政治家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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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8月，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两年之后，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只身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实际上他不过是蒋介石送给斯大林的“人质”。 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丧心病狂的斯大林政权正在实施种族灭绝和政治大清洗的法西斯恐怖，数千万人受尽侮辱后被国家这台“绞肉机”粉碎。蒋经国做过苦力和乞丐，在苟且中受尽磨难和迫害，最后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其间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加入了共党，甚至诋毁蒋介石，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直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暂时停止了剿共，27岁的蒋经国才算逃出了法西斯魔爪。回国后，蒋介石并没有计较他在苏联的忤逆与背叛。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40年代末，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3年间就令世人错愕地崩溃。“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能不为之失败”(蒋介石)。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实行“训政”，政治戒严长达38年，以军法代替民法，只发展经济，严禁民众组党办报，整个台湾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更谈不上什么民主权利，政治改革成为禁区，偌大台湾岛万马齐喑。

　　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

　　蒋介石生前将帝国政权遗传给蒋经国(行政院长)。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被台湾特工跨国追杀，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仍以国民党一党专制禁锢言路来维护极权政治制度。为了通过官方媒体欺骗民众，他极其热衷于影帝般的“亲民秀”。与蒋氏父子死掐的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说，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尼采说：“以小恩小惠来给人以大欢喜，这是伟人的特权。”对中国人来说，《一件珍贵的衬衫》就是这句话的注脚。“伟人”在的时候人们总是挨饿;“伟人”死了，人们才吃上饱饭。但如今许多生理上的“成年人”仍然怀念让他们在屈辱和恐怖中忍饥挨饿，甚至差点饿死的“伟人”。这样的“伟人”只是沽名钓誉的独夫民贼而已。

　　如果说一个政治家需要做的仅仅是以政治作秀来换取民意的认同感与信任感，这个政治家就低估了人民的识别能力。政治作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起着“缓解的作用”，但并不能化解“人民的内部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政治家需要实质性的将问题坦诚的告知，并且在坦诚的基础上去“政治作为”。哈维尔的《无权利者的权力》中亦有提到，将权力还给人民才是这个政局的唯一出路。

　　从政治角度来说，逢场作秀小恩小惠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府的首脑，只懂得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鳄鱼眼泪，却无意去进行制度改革建设，这只能证明他只是个“守成庸主”，或者欺世盗名的政客，而非一个大政治家，更与伟人无缘。“江南命案“不仅使蒋经国连平安无事的“守成庸主”都做不成，而且成了被全世界鄙视的 “独裁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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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秋后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专制制度的最不可靠之处在于它是权治而非法治，生杀予夺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这使全国上下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皆有可能被突然剥夺，上至开国元勋，下到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曾说：“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后也难免死后的权力清算。权倾天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主席齐奥赛斯库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比起来，下场更加悲惨。在去年的阿拉伯革命中，突尼斯强人本阿里逃亡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用军队镇压民主，最终被民众把他抬上了法庭。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何其不可一世，坚决镇压到底，不惜使用外国雇佣军来镇压利比亚正义民众，结果被民众乱枪打死，尸体被拖着满街跑，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甚至被扔进下水道。

　　在帝国体制下，黄炎培周期律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独裁者大权在握之时，最担心的是他死后所托非人。因为独裁者掌握权力之后，就仿佛骑上了老虎。他利用强权作恶越多，越是感到骑虎难下。如果一旦他失去权力，不仅他自己可能遭到清算，他的家人也凶多吉少。所以他只能不顾一切的巩固强权，到死也没有退路。如果独裁者死了，当然只有他的儿子才最令他感到放心，因为只有儿子才不会清算老子。“你办事我放心。”可当他无子可传，或儿子无德无才难孚众望之时，他只能选一个他信得过的家奴来接班。

　　当年黄炎培对毛讲：“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00年前，孙中山创建中国共和，将民主进程时间表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中华民国政府迫于情势提前进行全国普选，华北的共党政权亦毫不示弱推出“黄豆选举”。民主的果实尚未发芽，很快就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从此以后，对中国人来说，选举成为昙花往事，专制主义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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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潮流终于走出了历史的三峡，浩浩荡荡大势不可阻挡。当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勾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颠覆民主政权，西班牙从此笼罩在独裁者的阴霾下长达半多个世纪。1975年佛朗哥寿终正寝，西班牙人人窃喜：“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死了，用地狱的烈火烧他犹不解恨”。两年之后，以恐怖暴力维持一党专制数十年的长枪党终于被西班牙内阁取缔。次年民主宪法出台，西班牙成功实现政治转型，汇入世界主流。

　　早年的蒋经国曾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贪腐与黑暗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深刻认识。蒋经国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主张改革台湾人铺张餐饮陋习，提倡“梅花餐”(即五菜一汤)，使餐饮奢侈风气有所收敛。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随后照会新闻界，第一不称“领袖”，第二不叫“万岁”。蒋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普通党员、普通百姓!还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解决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政府预算一律公开。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从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负责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种“反革命”行为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和权力欲望的国民党大佬，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强人到民族伟人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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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看上个世纪，蒋介石与毛万岁在统治手段上只在伯仲之间，略有瑜亮之别。毛万岁这个农民知识分子是一个冲动的极富煽动力的革命者，擅长并热衷破坏与颠覆。同时，熟谙中国宫廷权术的毛万岁更是一位权力斗争的大内高手。他的一生就是内斗的一生，从王明陈独秀张国焘直到蒋介石，最后整死刘少奇林彪，将整个社团和国家如同儿戏一般玩弄于掌股之间。相比之下，蒋介石较少才情，他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政治家和建设者，也更具有国际视野和历史责任感。他在一片乱世中指挥了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并依靠国际力量取得了最后胜利，特别重要的是赢得世界的尊敬。

　　无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斗争，特别是内战内斗，蒋介石无疑不如毛万岁。毛总能把话说绝，把事情做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万岁和蒋介石都是帝国时代的独夫强人，都有流氓的一面。他们为了个人权力，不惜以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来维持统治。蒋介石的花园口悲剧与毛万岁的75.8悲剧何其相似;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之后长期的戒严恐怖，也与毛万岁永不落幕的“运动会”半斤八两;蒋介石用特务暗杀，毛万岁用红卫兵明杀，他俩都将中国传统的帝国铁桶政治发挥得淋漓极致。

　　与毛万岁是“无法无天”不同，严于律己不沾烟酒的蒋介石虽然独裁，但较少将政敌肉体消灭。当年蒋介石邀请毛周首脑奔赴重庆和谈，如要“阳谋”何其容易。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曾与蒋介石长期冲突，蒋介石仅是迫其辞职而已。吴国桢去美国后公开谴责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倒蒋，蒋也从未施以报复。冯玉祥之死与东北弃守都是一种栽赃。相比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的下场，蒋介石对“造反”的张学良也只是软禁而已。

　　毛万岁对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先羞辱而后虐待，最后使其精神崩溃家破人亡。相对而言，蒋介石对“思想犯”和“良心犯”的迫害似乎要有一些罪恶感，他觉得很不光彩，因此采用暗杀的卑鄙手段。中国启蒙派和自由派大师胡适先生书生意气，亦深受蒋重用和倚重，胡适死后蒋亲撰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与毛一手制造的“胡风集团”冤狱恰成对比。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从民国38年(1949)退据台湾开始，蒋介石以“耕者有其田”政策实现了平和赎买式的土改，农业实现自给自足。之后从“以农养工”逐渐转向加工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腾飞。毛万岁的文革正如火如荼的1968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蒋介石时代结束，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且贫富差距很小。次年毛万岁时代结束，当时安徽凤阳县平均每个农民的银行存款只有0.5元人民币。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指出，蒋介石通过对精英的整合创建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国家结构，毛万岁通过对草根的整合颠覆了传统中国的乡村组织，他俩都是上个世纪影响中国的革命者。与红色中国的“去公民化”教育不同，台湾延续了民国以来的公民教育体系，民间公民意识强烈。“台湾教育法”对“教育”的定义是“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蒋介石与毛万岁的命运何其相似。民国35年，参加朝野和谈的毛批判蒋：“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时过境迁，一朝毛万岁登临天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中国的流氓政治传统充分发扬广大。从现实角度说，朝鲜战争对中国历史唯一的价值就是消灭了毛太子。林彪神话陨落之后，众叛亲离的毛万岁试图扶持江太后和毛远新为储君，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在中国官方的标准像中，毛万岁显得分外冷酷，令人不寒而栗;台湾官方的蒋介石标准像则流露着温柔和慈祥。值得玩味的是，毛万岁的遗嘱是“你办事我放心”，蒋介石的遗嘱也是6个字：“科学民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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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作为专制蒋介石政权的继承者，他的一生几乎都生存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下。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陶涵撰写的蒋经国传记，干脆取名《委员长的儿子》，可见其对中国家族政治体悟之深。但事实上没人相信这是一对父子——蒋纬国承认他和哥哥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蒋纬国乃是戴季陶之子)。确实，蒋经国和蒋介石这二人，论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风格，相距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从私生活来说，蒋经国虽然俭朴廉洁，但却好色如好德，四处留情绯闻迭起，私生子的故事不绝于耳。为成全自己的光辉形象，蒋经国不敢认章孝严和章孝慈。对一个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来说，这实在谈不上什么光彩。但他首先是一个充满责任感和心怀历史使命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道德的伪君子。房龙说：宽容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能拥有它。从独裁到宽容，蒋经国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蒋氏父子与一般的独裁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亲美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可否认基督教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对他们的影响。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从《中华民国宪法》看，蒋经国接班并非“私相授受”，而是通过竞选合法上任的。蒋介石死后，由严家淦做了3年“总统”。

　　蒋介石虽然比较检点，但蒋经国更加难能可贵。他之所以能走出这伟大的一步，有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有“江南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压力，有当时台湾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岛内民间公民运动持续不断的抗争，有他长期专制统治形成的威权高压，当然也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冲击，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蒋经国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因为疾病缠身，蒋经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蒋经国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

　　蒋经国不仅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历史，也终结了台湾的强人政治。无论后来的台湾民主在李登辉陈水扁的黑金时代出现了多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有着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如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都被关进了法律的牢笼，民众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和权利。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地狱，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型。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也决离不开蒋经国24年前的远见和决断。

　　蒋经国曾经是长期利用情报特务系统实施高压政治的独夫，但在其晚年，他顺应国际民主化的趋势和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于1987年下决心果断地推动了国民党的转型，和废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实行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并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由此，奠定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基础。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未完待续）

作者：杜君立，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