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历史终结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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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4月24日，纽约广场大酒店。一个名叫黄文雄的台湾男子一枪擦过了来美访问的蒋经国的头顶。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就遇刺发表感言，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但是很显然，这一意外的“4?24枪击事件”，是蒋经国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险之一，也令他终身难忘。多年以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喃喃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这件事无疑深深刺激了天性敏感的蒋经国。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后通过竞选成为韩国第二任总统。在其统治的18年里,韩国国民收入总值增加4倍,国家产品出口率增加了50倍。 1972年,在遭到反对党的尖锐批评后朴正熙宣布审查法令,取消国会和所有政党。此事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1973年底, 反对党、大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 要求还政于民。1974年, 当朴正熙与夫人陆英习在观看表演时遭枪击。朴虽幸免,但夫人当场毙命。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终被暗杀。

　　朴正熙完全是独裁体制下必然的牺牲品，对一个独裁者来说，他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荣誉。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这段话体现了蒋经国从一名政客艰难跨越到一位政治家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历史强人，无论他曾经怎样玩弄权力于股掌之间，无论他曾经怎样对人民实行过高压统治，但只要他能够认清历史的走向，顺应民心把握机遇，果断地带领他的党推动革新，最终把权利还给人民，那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超越自我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蒋经国为中国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亲手推翻苏联专制帝国之后，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显赫的权力，但内心却得到了宁静。他对记者讲到：“政客沉迷于争权，但政治家并非如此。”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跨越了从帝国到国家、从政客到政治家之间“惊险的一跳”。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早就撕下了政治的画皮。对政治赌徒来说，不存在什么原则和道德传统，唯一的法则就是阴谋和不择手段的权力争夺。这与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和不正义的事物。这与哈维尔的说法正好相反，哈维尔曾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蒋氏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蒋介石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可能步其父之后尘，他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厚黑传统的酱缸中国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说：“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而理性，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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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科学、民主、伦理”的6字遗言后，蒋介石“崩逝”，“风雨飘摇”的台湾不久即被狼狈赶出联合国。面对内外交困，蒋经国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到80年代，政治改革越来越成为一条断腿。从现实角度上来说，蒋经国和他的同志原本也可以缓慢的渐进的推进政治改革，一步一步实现民主转型，他们甚至制定出了20年左右的时间表。但从1986年起，政改的脚步明显加快了，他开始加速把台湾转型成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台湾政局越来越有把握，另一方面他也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当他的苏联时代同学邓小平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时，蒋经国已经决然地踏上了民主宪政这条现代政治的大桥。他深信台湾的民主示范所激荡的波涛终将越过台湾海峡，对中国历史带来革命性的冲击。

　　陶涵在《蒋经国传》中说：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对蒋经国来说是另一个强大的刺激，迫使他加速台湾的民主化。“经国眼看台湾、中国、苏联、菲律宾及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交互冲击，逐渐相信中国的民主改革是坚守统一理想，实践两岸统一唯一的一条路。同样地，他也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真正民主的改革不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蒋经国根本没有料得到他去世一年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陶涵在书中颇为中肯的说道：“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和节制。”

　　一位腿跛的台籍青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叙述生世的坎坷，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坚信“爱拼才会赢”，要做生活的强者。蒋经国读后大有同病相怜之感，删去“破”字，令人拍成电影，取名《汪洋中的一条船》。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卓识和胆略，更有为定国安民而甘冒政治风险的勇气。在开始他的政治改革之初，他已经意识到，一定会遭到党内一些势力的抵制，一定有人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担心会丢掉政权，担心会就此亡党。党内大佬沈昌焕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坦然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更没有“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蒋经国曾对他的同志说：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时势造英雄，英雄同样也造时势。狗熊与英雄，庸才与雄才，强人与伟人，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于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自私自利抱残守缺，错失历史机遇，始终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中国数千年专制史无一不是通过暴力来轮回报应，以数人头来代替杀人头，以选票代替枪弹，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异数。对那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流氓来说，蒋经国不仅是不可思议的，简直就是反动。纵观人类历史，至死紧攥权力的独夫罄竹难书，勇于放下权力的强人凤毛麟角，将权力不给自己的家人奴仆，而是还公权于人民的伟人几乎绝无仅有，特别是在2000年家天下传统的中国。帝国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最原始的权力体制。完全不同于毛万岁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蒋经国常常对他的团队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这样的话已经远远脱离了帝国的政治语境，只有一个充满理性和历史责任感的宪政主义者才能说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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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韩寒说出的是一句常识。蒋经国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从40年“摧花辣手”的专制狠毒来说，他是封建专制的帝国时代人物，但从他最后几个月“怜香惜玉”的民主改革来说，他又是国家时代的政治家，推动了台湾社会从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向现代民主制度的华丽转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那云诡波谲的历史底片上，蒋经国如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可谓集新旧时代之善恶美丑于一体，与其说他战胜的是别人，不如说他战胜了自己。

　　与人类无数民主历程一样，台湾的民主绝不仅仅是蒋经国良心发现的恩赐和施舍，而更多的是台湾民众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是用平民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民主不仅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责任，而且也是每一个有良心的公民的责任。美丽岛事件的次年，韩国也爆发民主运动，最后以“光州惨案”黯然收场。1987年韩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六月抗争”，要求全斗焕专制政府“还政于民”。在国际压力下，执政党代表卢泰愚最终宣布了“六?二七民主化宣言”。韩国赶在奥运会之前实现了脱胎换骨华丽转身，总算在坎坷之后走上民主化道路，从此韩国民众再也不会面对军人的枪口，而“光州惨案”的元凶全斗焕卢泰愚也没能逃脱法律和正义的最后审判。

　　毛万岁常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人政权和强人政治是上个世纪最为普遍的丑恶政体。有很多政治强人与蒋经国的历史处境是相似的：比如袁世凯，他晚年曾对外人说，儿子们都不成器，无人可继伟业，所以他不愿当皇帝，像秦王朝那样短命有什么意思呢。但他最后的几步却走向了反面。再比如邓小平，他与蒋经国是当年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他甚至先于蒋经国发起了改革，但在蒋经国选择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走向民主的时候，太后却畏缩犹豫，悍然出动坦克阻止中国民主的进程。再比如全斗焕，他为了维持专制统治，监禁无数正义之士，甚至不惜动用国防军屠杀光州民众，最后落得身败名裂。再比如金正日，不仅将朝鲜变成世界最大的监狱(地狱)，还将朝鲜改造成了中世纪的金氏王朝。

　　“蒋氏父子念茲在茲的“反攻大陆”，終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高华)。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的政治家可以与蒋经国相提并论，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与韩国的流血嬗变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更加成功。

　　一个民主化的台湾不仅在富裕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也从道义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合法性——对拥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台湾公民来说，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强加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又何来“解放”呢?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最为完好的台湾，也为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明方向。一切正如杨恒均先生所说：“你可以从美帝与蒋家王朝手里解放台湾民众，但你如何从台湾民选政府手里解放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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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年前的今天——民国77年(1988年)1月13日，一代强人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是日台湾，天气晴朗，阳光和煦；台湾全岛，鲜花售罄，一支难求。1月30日公祭，台湾官方盖棺定论：“其任劳怨也，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其赴事功也，敢行人之所不敢行。呕心沥血者垂四十载，其所树立，实来者之典型。”掌握中国权力的邓叹息说，“经国死得太早了”。很多年以后，马英九在《怀念蒋经国先生》一文如此评价：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适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自经国先生1988年1月去世后，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

　　从某种程度上，蒋经国之所以宣布解严，完全是基于现代政治的宪政精神，《中华民国宪法》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于他的头顶，他的权力仍然没有超越法律的框架。从另一方面，台湾的民主转向依然算不得十分完美。具有历史清算意义的“转型正义”，是所有从威权独裁转型至民主的新兴民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难题。台湾是由执政党也即国民党主导民主转型的，“民主先生”李登辉恰恰是“独裁强人”蒋经国的“学生”，所以政治精英缺乏实现历史正义的动力;威权时期的绩效明显，加上蒋经国的强人风格，使民众产生卡里斯玛情结而忽略威权独裁的历史之恶。没有清算，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台湾的民主政治就不算真正的完成。

　　如果说从前的台湾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话，那么如今的台湾则多有“愿景”和福祉。今日之台湾已不是某个家族或者某个社团的台湾，而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台湾，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布什语)。如今，“裸体运行”的权力已经被关入法律的牢笼，郑智化所抨击的“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个曾经做过总统的人因为贪腐，刚刚被法律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1年岁末，当无数中国人看到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直播，心中一定五味杂陈。

　　没有国民党，才有新台湾。500年前，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群众是忘恩负义的，与其让他们感恩，不如让他们害怕。”2000多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曾说：“对政治领袖无情，是伟大民族的标志。”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自古不乏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中华民族也无愧于一个伟大的民族。

　　200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做了79年自慰式的喉舌之后关门大吉，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遍及全岛的蒋介石塑像被悉数拆除，蒋氏家族亦逐渐淡出台湾政坛，也没有形成在中国臭名昭著的“红二代”和“太子党”。蒋经国之长孙蒋友柏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信息管理系，与胞弟蒋友常创立橙果设计公司，年营业额超亿。2007年，外形俊朗的蒋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对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提出毫不避讳地批判与反省。早在半个世纪前，蒋介石就曾公开检讨：“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

　　参考书目及文献：

　　李钟琴《蒋经国：从独夫到伟人》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

　　羽戈《狮身人面蒋经国》

　　李敖《论定蒋经国》《蒋介石评传》

　　李松林《晚年蒋经国:透视台湾当代历史》

　　郭惠娜林衡哲《暴力与诗歌：高雄事件与美丽岛大审》

　　徐小群著《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褚静涛《王侯将相宁有种》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王建民、刘红等著《国民党下台内幕》

　　江南《蒋经国传》

　　陶涵著林添贵译《蒋经国传》《蒋介石传》

　　褚静涛《台湾历史史事丛谈：血泪“二二八事件”》

　　维基百科《美丽岛事件》《二二八事件》

　　廖信忠《我们台湾这些年》

　　蒋友柏《悬崖边的贵族》

　　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

　　青衣《论台湾民主转型与中国政改之可能性》

　　戚嘉林《台湾史》

　　高华《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宋光宇《台湾史》

　　杨恒均《民主后的台湾为何与美国愈走愈远》

　　韩书瑞 罗友枝《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

　　王也杨《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作者：杜君立，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