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問題是什麼信念都沒有了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2011年9月28 日，旅英學者蘆笛前來美國訪問期間，《新史記》雜誌邀請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部分華人學者，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採取漫談式，不設主題，不限時間。 怎樣看待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還是應該“古爲今用”，把歷史當成工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何處理？如何對待“硬事實”和 “軟事實”？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這些話題激活了大家的思維，爭論熱烈。10月4日，又有幾位學人與蘆笛對話。

這裏刊登根據錄音摘錄整理的紀要，均未經本人審閱。


何頻：請老蘆講一講歷史研究與現實關係的歸結點吧，現在中國是個什麼樣的變局，你恐懼什麼？你幾次提出了暴民的概念，對民運也有很多批評。

蘆笛：現在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人們什麼信念都沒有了，老百姓是刁民，政府也是刁君，所以現在如小朋所說，官方和民間都不知道該怎麼幹，唯一知道的就是撈錢。這是最可怕的！歷史上沒有這種先例。

但在中國，有幾條是破不掉的——我們這些文人可以瞎說一氣，但是政治家們思考中國未來，探討新路，必須考慮到這些因素：大一統是破不掉的，集體主義是牢不可破的，人權自由沒有國家強大重要。為了集體的發展，個人是可以犧牲的。（馮：這其實也是一種歷史記憶：不統一的時候，民眾更倒霉。）

對中國前途，我不是很樂觀。未來的發展，總是沿著原來路徑延伸的軌跡——俄羅斯就體現得很明顯，就倒退到了法西斯、沙皇的道路上去了，從蘇式集權主義，變成納粹極權主義了：普京所搞的那一套，就是希特勒搞的那一套，對外是民族主義，對內就是抓大放小，控制經濟——但不搞國家計劃經濟。中國也是搞這一套，殊途同歸。所以，這裏面就是共同的軌跡。能不能實現民主？當然願意，非常盼望，但我在可預見的將來，看不到這種可能性。我希望中國不要重蹈覆轍，經濟成就也毀掉了，民主也毀掉了，又陷入週期性暴亂。
不管哪派上台，都要避免這種輪迴，不要把中國老百姓還沒有掌握的一些信念，當成政治綱領——需要有這種聲音，但在民智未開之前，還是只能做啟蒙工作。但話又說回來，當局不可能讓民眾這麼幹。這又是一個死結。我也說不出該怎麼辦。中國的問題說到最後，就是無解——很喪氣，但就是這麼回事。

過去讀書人還有道德概念，但現在都像市儈、流氓。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創造歷史？當然是英雄創造歷史。奴隸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我對中國的看法很悲觀，或許新一代比較好吧——多元化的經濟，多元化的生活，必然帶來知識分子的多元化。畢竟現在還是寬容多了，過去哪敢說孫中山的不是啊，現在網絡上就相當多元化了。總之，有希望也有絕望，有令人鼓舞也有令人喪氣的。

老百姓的“三民主義”

馮：中國老百姓是三民主義，不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不是胡錦濤的三民主義，是“暴政下的順民，改革來了是刁民，革命來了是暴民”。“刁民”不完全是壞的概念，是順民向公民轉變途中的必經階段，但可能向暴民方向發展，刁民往上走，就是公民，往下走，就是暴民。

有朋友將我說的“三民主義”改了一下，說中國民衆是“表面的順民，實質的刁民，潛在的暴民”。看看互聯網上吧，看得很清楚，網民都在實習未來怎麼當暴民。

可悲的是，中國民眾就從來沒有第四種活法——從來沒有當過公民。這與共產黨沒有關係，三千年來，數十次改朝換代，就沒有能提升自己。

孟玄：我實在不相信中國能走向民主，但我又覺得非走這條道路不可。李澤厚講過中國發展的四步，首先是經濟發展，第二是個人自由，第三是人權，第四是政治民主。中共取代了皇帝——但不是一個人，而是個集體，中央委員會三百個成員中選總書記，就像從紅衣主教中選教皇一樣，羅馬教皇是死了才選新的，而中共的“教皇”是十年一換，這已經出現了制度上的創新，不是從西方來的，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闖蕩出來的。我覺得中共必須有一種外在的力量來牽制。現在中國不知道怎麼辦，可是西方已經垮得一塌糊塗了，他們反而要鞏固中國共產黨。

丁凱文：我為什麼挺老蘆？因為老蘆太少了。他或許沒有特別高深的理論，但是僅從普通常識來看，歷史發展的過程應該很清楚。為什麼發展成今天這樣子？很多經驗教訓要總結。現在共產黨壟斷解釋權，不容其它的解釋，又壟斷史料，讓人們只能在他們的框架裏瞭解歷史。老蘆的貢獻就在於跳出中共那一套，重新來認識歷史，給人們很大啟發：原來歷史還可以這麼看。可惜老蘆太少！

張艾枚：老蘆的文章痛快淋灕，雖然有些觀點我並不贊同，比如，關於統治集團的讓步。我覺得，民間許多力量是不可忽略的。我3月到6月在中國，有幾個跡象還是挺令人鼓舞的，我接觸了幾個人，他們在博客上經常發文章，非常活躍。被刪了，“沒關係，我接著發。”你刪我發，很可能就會突破一種交叉點，你就刪不掉了——刪的速度趕不上他發的速度了，這是一；第二，中國有70後、80後、90後，他們潛在的能力，和對公民意識的呼籲，非常值得關注。像韓寒、李承鵬、黃章晉，才三十多歲，他們寫了很多東西；梁曉聲說“我們要死磕到底”，還有白岩松……這都是積極的跡象。

張艾枚

高伐林：老蘆嬉笑怒罵，但你想影響的對象，和你表達的方式，有些錯位。你想影響精英，想訴諸他們的理性，說服他們，通過他們去影響大眾；但是你的文章，卻是想在氣勢上將對方壓倒，動不動就是比較情緒化的稱呼、連損帶挖苦，甚至帶上髒字……這不是與精英交流的方式，而是煽動大眾的方式。論敵可能被你駁得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們沒有你口才便捷，思路靈活，旁徵博引，但是未必心服口服。（蘆：我畢竟是在毛時代長大的，染上了那種霸氣，我就是毛時代、黨文化的受害者。）弄得不好，你就成了你反對的毛澤東那套思維方式和文風的俘虜。

剛才大家談了半天價值觀，講了工具性，我想對歷史，除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之外，是否還應該、還可以有別的觀照角度，例如美學判斷——從歷史美學的角度來看待事件和人物。歷史學家和一般民眾談起歷史，未必總以是否推動時代前進、給人民帶來福祉等等為標準來確定褒貶的，有時就是故事有趣、語言有味、性格吸引人……也能讓人津津樂道。就像毛澤東，我們也會為他某些有個性的話語而會心一笑。（未完待續。《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