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明：（續）那麼再談談林立果這一塊。
“大躍進—大災難”導致幾千萬人餓死，文革中上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反抗。對於這一點劉少奇曾在1962年讚歎，中國老百姓“真好啊”，現在的文化決定論者則哀嘆，中國人“真懦弱呀”。我不這麼看，因為不論是在“大躍進”還是文革期間，人民群眾中都曾經反抗過，湧現了數以千計的所謂“反革命組織”。最近我的一個朋友到安徽去調查，發現那有一個北大的右派學生下放農村以後，組織兩百人的武裝組織，準備開展武裝鬥爭，最後被一舉破獲了。像林昭參加的那個星火集團，那個案子一共判了20多個人，抓了40多個人，也捲入了上百人。這個文件我最近又看了看，都明確地指出要推翻這個反動的官僚封建的社會。我想說，由於專政機器空前殘暴，由於輿論控制空前嚴密，所以各地的“星星之火”，沒能形成陳勝、吳廣式的“燎原之勢”。像我們北京人連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都不知道，那麼對於這麼多起反抗事件，我們又怎麼能知道呢？不是沒有，是我們不知道，是等待我們去發掘。由於毛澤東說“發”，使得“五七一工程”，成為一個非常難得的，廣為人知的反抗案例。
陳子明林立果、周宇馳、于新野等人密謀策劃武裝起義，企圖刺殺毛澤東，是有人證、物證的。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林彪和“五大將”知道和支持“五七一工程紀要”。後者與毛澤東、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分歧，還屬於路線分歧的層面，最多只能說是一種黨內路線鬥爭。而“五七一工程紀要”的作者們，已經對現行制度有所質疑。
“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毛澤東“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這些內容與林彪自己寫的小紙條，是一脈相承的，表明林家父子對於毛這個人的品行，有著一致的認識。
“五七一工程紀要”又說，毛澤東“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這些話已經屬於理論性、制度性的剖析和批判，這是林彪、葉群、黃永勝、吳法憲這些人說不出來的。
“五七一工程紀要”號召：“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可以說正是後來群眾性的四五運動的第一個動員令。“五七一工程紀要”主張：“用民富國強代替他的‘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解放。用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B-52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個主張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先聲。
下發“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效果，完全出乎毛澤東的預料，不僅沒有搞臭林彪，反而進一步動搖了自己的合法性與群眾基礎。我想說我們這一代人在插隊期間，差不多都是在看到“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後覺醒的，從而起來研究新的路線，到參與四五運動的反抗。在這裏我想引用一首胡平當時寫的詩《聞林彪事件有感》：“惜乎不中秦皇帝，畢竟漁陽鼙鼓來。縱有家書欺海內，奈何神像落塵埃。”我想這個也代表了我們很多當時知識青年的一種心聲，正像胡平所說的，林彪死後毛澤東的神像也跌得粉碎，從此無法再登上神台。（《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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