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8）
作者：章立凡
八、人的世界，何处相寻？
谈起老朋友们的景况和社会的种种乱象，父亲不时会流露出孤愤之情，常常叹一口长气说：“这不是人的世界！……”
父亲1948年元旦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乾纲重振》一文说：“‘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就为追求这“人的世界”，他1948年底舍弃了香港的产业，秘密前往东北解放区。在那里又给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你快回来吧。
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想为新中国效力，却发生种种变故，最终学非所用，穷愁潦倒。父亲晚年时母亲又去照顾他，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呢？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中国真的要有民主了。
父亲平时出门，始终衣冠整洁，不象当时的“专政对象”那样故意穿得破旧，自称“这是人的样子”。自1957年以来，他人被打倒，但架子一直不倒，坚持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见面时问他，怎么穿得还是一副首长样子？他回答说，这是人的样子。
有天父亲见我的衣服已经破旧，从箱底里翻出一套浅米色的生毛料中山服说：“人要象个人的样子。这套衣服是当年刘鸿生送我的，把它穿上吧。”对于民族工业家中的“火柴大王”刘鸿生，我是久仰大名。父亲说：“刘先生兴办的实业很多，当年他曾发出宏愿，要让中国人都穿上毛料衣服。这套衣服就是他创办的毛纺厂试产时，送给大家试穿的。他家大业大，但自奉甚俭，生活是很平民化的。我们有一次上海街头巧遇，他拉着我到馄饨摊上吃早点，边吃边谈，一点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多年来我在学校一直被教育说，资本家如何如何骄奢淫逸，听父亲介绍“实业救国”前辈兼济天下的抱负，才知道教育原来也是一种宣传。
父亲也一向节俭。他自1949年参加政府工作以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新衣服，所穿的毛料中山装，大部分是用旧西服改制的。我至今保留着两件这样的中山装，一对上衣兜的面料，是从西服下兜上挖取的（这两个洞用其他布料衬补）；两个下衣兜则是用西服背心改制后，盖在挖过的地方。无论从哪一头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新政权部长的“行头”，而此人曾做过上海银行家和香港地产商。
面对艰难时世，父亲始终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作了一副对联自勉：“肠肥必然脑满，理得而后心安。” 经过1966年“红八月”之难，父亲就不再刮胡子，此时已蓄起一大把长髯。他还捋着胡子风趣地说：“我年轻时胡须少，在苏州监狱坐牢时，李公朴常常嘲笑我没有胡子（李那时已满脸胡须），现在我的胡子比他还长了。”
父亲曾对我说：“现在我们全靠一个‘挺’字。曾国藩写过一部书叫《挺经》，老先生一辈子历经忧患，是很辛苦的，他靠的就是一个‘挺’字。”过去我只知道课本上讲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听到对他的正面评价，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后来读书才知道，毛年轻时最佩服的人，也是曾文正公。
但是靠每月50元的生活费‘挺’日子，我难免会有所怨艾，但他总是说：“现在的生活，比我四十多年前在北平失业时好多了。”父亲是山民的后代，具有草根性，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他常同我谈起家乡青田的明秀山川，并诵读《五柳先生传》，幻想有一天能够“衣布还乡”，带我一起去过隐居生活，但我对他的想法不感兴趣。我习惯了大城市，况且青田那样的小地方，政策水平只会比北京更差，乱世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父亲原来烟瘾很大，此时改为每天只抽一支香烟。他解释说之所以还抽上一支，就是要表明自己不是禁欲主义者。至于饭食，除了日常的米面蔬菜之外，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兴致勃勃地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以补充动物蛋白。平心而论，他的厨艺很不错。我跟父亲学会了腌制腊肉，做“腌笃鲜”汤以及一种青田家乡的特色风味——山粉饺。他将芋艿蒸熟后剥皮揉烂，与淀粉掺和揉成面团，以菜肉为馅，包成饺子蒸熟，口感糯滑有弹性。
抄家劫余的一套花梨木桌凳，由于年代已久，开始散架。父亲找出两条干鱼鳔，熬成鳔胶，带着我一起动手拼合粘黏，再用绳索绑紧，第二天解开绳子，整套家具修复如初。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许多生活经验，特别是动手的能力，至今有些器具损坏时，都能亲自动手修复。
我每月6号拿着父亲的象牙图章，到西安门大街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财务科，替他领取50元生活费。当时李宗仁、程思远等“文革”之前不久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人物，生活费也在这里发，金额是我所领取的很多倍。对于父亲晚年的境遇，我内心总是感到不公平。
有一次，我凭着年轻人的锐气，向财务科的科长提出交涉，要求增加生活费，但科长说：“章乃器已经没有任何名义了，他领的是生活费不是工资，革命群众认为该发多少，我们就发多少。”于是我问道：“李宗仁不是也没有任何名义吗？你们也想发多少就发多少吗？”“他怎么能跟李宗仁比？”“那李宗仁又怎么能跟他比？！”我开始比较起两人对共和国的贡献来，科长见说不过我，就推脱说：“这件事是革命群众定的，有意见你找军代表去。”
我果真去找了军代表，结果等于是重复了一遍刚才争论的内容，不过他们的态度更加蛮横，指责我为“右派”老子翻案，最后当然是不欢而散。
回到家向父亲叙述经过，他说：“人家可以不讲理，我们还是要讲道理的。”虽然我出师不利，但对于儿子有这样的口才和勇气为他伸张，他仍然感到满意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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