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笑话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刘峙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后，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刘峙逃到了香港，在九龙遭到流散的部属抢劫，随身带的以前搜刮来的钱财损失大半。后又跑到新加坡，余下的金银细软又遇抢劫和敲诈，所剩无几之时一家人最后流落到了印尼。为了糊口，刘峙在当地华语学校应聘做了一名小学教师。我看过一些文章，不少人对此均取嘲笑态度。大意是：竟然不顾堂堂陆军上将之尊，做了一名“孩子王”。我劝这些朋友且慢笑刘峙，因为我们没有多少资格。

我想到了顾准。顾准15岁便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29岁完成了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他是中共建政后的上海市首任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然而，建国不久厄运临头。1959年后，他被送到了河南商城县和息县的“劳改场”，从此开始了非人的生活。他吃的是什么？“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顿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他干的是什么？“昨上午捡粪两挑。捡粪，简直是等人家拉，也要强占茅厕，心里是腻烦的”；他的心情是什么？“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脸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据《顾准日记》）。此时的顾准，已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他从物质到精神，已被剥夺得成了一个“彻里彻外”的“无产阶级”了。“竟不顾什么什么之尊”之说，他已经毫无能力了。

我想到了傅作恭。他是名将傅作义的弟弟，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水利工程学博士。1958年，傅作恭进了酒泉的“右派集中营”夹边沟。1959年冬天，犯人们背草筏子沤肥，一趟七八公里，每天规定要背六趟。傅作恭实在背不动了，倒在了路上。1960年冬的一天，傅作恭太饿了，他到了猪圈，想抠点猪食吃。但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最后倒在了猪圈旁。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遗体也覆盖了，好几天人们找不到这位“海归”，谣传他逃跑了。待到雪化后，一切都明白了。（据《夹边沟纪事》）

我又想到了束星北。束先生何许人也？一位培养启蒙了李政道、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的天才物理学家。28岁便成为名教授，被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然而，从“肃反”开始，他便被扫入“贱民”之列。同样在1960年的一天，束先生偶然到一位同事家里，恰好同事的小孙女在吃面条。看到束星北，孩子出于童心和礼貌让他尝尝。束犹豫一下后，尝了一口。然而，他太饿了，他根本无法阻挡饥腹对这碗面条的渴求，竟一口气吃完了。小孙女一下子哭了，束满脸愧疚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据《束星北档案》）此时的束星北，不要说大科学家的气节了，就连一个普通人的尊严也顾不上了。

以上这些人，不，还有很多人，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以一流的天赋和智力，却被流放、劳改和批斗，做着人间最笨重、最粗陋、最屈辱的劳役，遭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被打死、饿死和迫害致死的不计其数。更是一群人格尊严上的“穷光蛋”，情何以堪！假如他们能像刘峙那样有应聘小学教师的自由，甚至能有做个小贩的权利，中国这一代顶尖人才多少也能保持点人的尊严，至少不会被活活饿死。
一个人也好，一个组织也好，一个国家也好，要想在道德上站得住脚，要想进步和文明，关键要能像鲁迅所言，“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时刻知道自己的不足、犯错、可嘲乃至可恨之处。这是“多难兴邦”的起码条件。

作者：刘吉同，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