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们对朝臣们敢于这样几次三番地违背皇帝的意愿而感到奇怪，事实上，在中国，朝臣们极受尊重，不仅下级服从上级，而且皇帝也要对他们表示尊重。朝臣们这样坚决反对，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一直对外国人反感，他们中有些人还公开声称反对自由传播天主教；但我个人认为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当皇帝征求朝臣们的意见时，朝臣们根据国法做出回答，进行反对，那是不能为难、指责他们的，但如果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做出回答，就可能遭到皇帝的谏官的弹劾控告，这样皇帝就有权因他们不依国法办事而惩处他们。当时，我想到可以托索额图亲王向皇帝说明，必须用他的权威来废除取缔天主教的诏书，但不久我们得知礼部并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反感，近来似乎对我们表示友好。礼部对这件事的意见是，同意殷铎泽神父在杭州居留，让欧洲传教士只在他们的教堂里赞美上帝和从事神职工作，但是禁止中国人入教，这实际上还是确认了从前的禁令。皇帝因为不能得到朝臣们的支持，于是决定同意礼部的意见。这个消息仍使教士们惊愕、大受打击。他们的反应让皇帝大为惊讶，并倍受感动。皇帝对他们传达了慰问，但是他们实在太失望，无论怎样的安慰都无法使他们平静，他们对前来传旨的人说：“我们犹如失去了双亲的人(中国人对这样的话感到震惊)。”于是，皇帝赐封了一位神父，提议派他到外省去向大家说明：皇帝是尊敬欧洲传教士的，他尊重他们的教义。然而，传教士们的痛苦并没有因此减轻，反而与日俱增，他们似乎失去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看到这样的情况，皇帝召见了索额图亲王，跟他商议如何来抚慰教士们。
索额图亲王没有忘记在签定《尼布楚条约》时对张诚神父的承诺。他首先赞扬了一番传教士们，向皇帝阐述了教士们对国家以及每日对皇帝本人所做的贡献，而要对他们进行酬谢，只有允许他们在全国公开传教一法，因为他们的神职使他们并不在乎名利。他还说到，天主教教义是神圣的，它主张惩恶扬善。皇帝同意索额图亲王的意见。“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位伟大的君王问道，“朝臣们不主张认可他们。”“陛下，”索额图亲王回答说，“您是一国之主，您具有无上的权力。您可以降旨给我，让我去跟朝臣们说，我会用强硬口气表明您的意见，这样没有人再敢反对的。”
在索额图亲王尽力之下，满族大臣们首先被说服了，汉族大臣接着也同意了他的意见。报告很快就拟好，其中赞扬了天主教义，但据说皇帝自己删掉了几句赞语，不过他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动。康熙皇帝批准了的重要几点是，肯定100年来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贡献，允许中国人入教，保留已经建成的教堂。按照惯例，礼部将其传达到全国各地，奉旨公开张贴并将此诏令记载入册。
……
1692年末，我和刘应神父回到了广州，因为我们的教会决定在广州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机构，以接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们，为此，我们购置下了房子。就在我们刚要置办家具等物的时候，我们接到了皇帝的谕旨，命我们两人即刻返回北京。……
皇帝龙体欠安，张诚神父和徐日昇神父奉皇帝旨意在宫里陪夜。皇帝派了一个内侍和其他教士们一起到城外几法里的地方来迎接我们。我们直接去了皇宫，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我们一直陪侍在皇帝寝宫隔壁的房间内。皇长子召见了我们，他对我们极为客气。不久，皇太子也来到这里，他是皇帝的次子。皇太子熟读中国经典，因此，他对以精通中国古典经籍而闻名的刘应神父表现出特别的好感。谈了一会儿话后，皇太子命人取来古籍，拿给刘应神父看，刘应神父进行了简易明了的阐释。皇太子非常惊讶，对周围的大臣们说：“大懂(理解得非常好的意思)。”然后皇太子问刘应神父对中国这些经典怎么看，它们是否和天主教义有共通之处。刘应神父思忖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天主教义与中国古籍原典的思想是能够相通的，但是与后人对这些经典所做的注释却不相一致。“应该承认，”皇太子接口道，“后儒的注释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先圣前哲的原意。”在这次谈话之后，皇太子特别敬重刘应神父，他毫不掩饰这一点，而我们诚心希望我们的圣教能够由此得益。此外，皇太子还跟我们谈到利玛窦神父的著作，他对这位中国传教会的开创人的精神和博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都从他那里受益匪浅。
康熙皇帝关注欧洲的医药已有两年，特别是法国国王分发给全国穷人的那些药粉。我们告诉他那些药粉在法国已经治愈了哪些疾病，于是他进行了反复的试验，验证了这些药粉的价值。一个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人，在服药后第二天就脱离了危险，这样惊人的疗效使他把这些药粉称为神药。在皇帝生病的一开始，他就在发高烧，虽然通过多次试验，他已经确信有药粉可以治愈他的病，但御医仍然不同意给他服用这种药粉，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来治他的病。然而皇帝的病日益严重，他担心高烧影响到他的脑子，于是自己决定服用一半剂量的药粉。到晚上，皇帝的烧就退了，其后几天他日见好转，不过仍发着低烧，病仍会发作，这也许是因为他服用的剂量不够。尽管发作只持续了两个小时，不算太厉害，但他仍有点不安。为了彻底退烧，他向全城公布寻找良方，并发出通告，患有同样病的人可以进宫来治疗。于是，每天都有来进贡良方的人，也有许多人来让他们做试验。其中，有一个和尚展示了一种奇特的治疗方法，他要求搬来4桶冰凉的井水，而后盛了一杯井水，走出大殿，抬头对着太阳，双手捧杯，接着，朝4个方向转了一圈，做出一种让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动作。做完之后，他把这杯水给一位跪着急切等待治愈的病人喝下，但是毫无一点疗效。这个和尚最后被当做骗子赶走了。
正当此时，我和刘应神父带了一斤奎宁进了宫，这是我们仁慈的多罗神父从法国给我们寄来的。当时这种药在北京还无人知晓，而在法国，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这种药的疗效。皇帝派了4位朝廷大臣高兴地接见了我们，验收了我们进献的药物，于是我们把在法国国王之令下制作此药及其服药的方法教给了他们。他们向我们具体了解奎宁如何制成、疗效如何、能治哪些病症等问题。我们告诉他们，作为一位伟大的君主，法国国王是为了他的臣民的健康来普及这种药物，并对献出秘方的人进行了赏赐。
第二天，先做了个试验，找来3个病人试尝了这种药。第一个发作后吃，另一个发作那一天吃，第三个发作间隙那一天吃。结果，这3个病人一下子都好了。消息马上报告给了康熙皇帝，并有4位朝臣自告奋勇来试尝此药，皇帝同意了。晚上六点时，内侍呈上来酒杯和金鸡纳霜，皇帝亲自把酒跟药搅和了，4位朝臣当着他的面喝下去，然后退下。朝臣们夜里睡得平安无事，但皇帝一夜过得很不安宁，早晨3点钟时就把索额图亲王召了进去。一得知4位朝臣都安然无恙，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喝下了奎宁，那天下午3点，他等待高烧再起，但是没有发烧。一天一夜都平安度过了。宫廷里一片欢腾。第二天，4位朝臣前来祝贺我们，奎宁成功地治愈了皇帝陛下。我们回答他们说，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是上帝对他的福佑。此后，皇帝继续每天服用奎宁，病情渐渐好转了起来。
在龙体大愈之后，皇帝重重奖赏了在他生病期间所有出过力或送过药的人，不管他是否服用了送来的药。但是他严办了3个御医，因为在他病重之时，他们主张不要让他服用任何药。皇帝为此生怒，他说：“你们见危不救，惟恐用错药置我于死而得咎，你们就不怕一旦我真的病死，就什么挽回余地都没有了？！”他谕令将他们下到刑部。刑部依法审查，判处了他们死刑，但是皇帝开恩改判流放。
皇帝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功劳。他公开宣布是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的药粉救了他的生命，我和刘应神父带来的奎宁让他退了烧，为此，他重赏了我们。他命内侍取来皇宫建筑图，在皇城第一进的所有房屋中，他挑选了一幢极大极方便的房屋给我们，这幢房屋本是从前的太子太傅住的，那位官员因罪被抄家流放了。
1693年7月4日，皇帝召见我们。先是由一位内侍奉旨前来向我们传达旨意，他说皇帝陛下将皇城里第一进的一幢房子赏赐给我们4人，我们遵照中国的礼仪跪着听旨，而后站起身来，跟随这位内侍前去皇帝寝殿谢恩。皇帝本人不在殿中，那里有几位朝臣在等候，徐日昇神父和另一位耶稣会士也在场，他们是为了其他事进宫的。他们静静地分立左右，和我们相隔一段距离，我们4人：张诚神父、白晋神父、刘应神父和我，站成一排，立在他们中央。我们跪下，以额触地下拜，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第二天，皇帝特施恩召见了我们，我们又对他重复了这个仪式，皇帝和我们进行了亲切客气的谈话。他派遣白晋神父返回法国，命人将赠送给法国国王的礼物交给他，并请白晋告诉法国国王他对我们的礼遇。
1699年1月，应张诚神父之请，康熙皇帝在皇城里划出了那一大块空地，赐给我们用于建造教堂。皇帝一向会亲自过问所有重要的项目，这次建造教堂也不例外。他赐给每个传教士50金埃居，并示意将这笔钱用于建造教堂。此外，他还谕令工部拨出了建筑材料，并派遣了相关官员来负责工程的监督。最先动工时，我们手头只有2800镑，其余的花费都是捐赠所得，经过4年时间，这座东方最美观的、活动最多的大教堂终于落成。
教堂的进门处是一个大院子，长约50法尺，宽约40法尺，两旁是两间中国建筑式样的大厅，比例适中，一间用作聚会和讲经布道，另一间用作会客厅。在会客厅的墙壁上，挂着我们法国国王、耶稣基督、法兰西各君王、当政的西班牙国王、英国国王等画像，此外还有几个其他君王的画像，摆着一些数学仪器和乐器。大厅内摆放着许多法兰西宫廷的雕像，这些美丽的雕像已经被收集在诸多名著中，向全世界展示了法兰西宫廷的雄伟壮丽。中国人对这座教堂怀有极大的兴趣，纷纷前来参观。
教堂(北堂)的主体建筑位于院子的尽头，长75法尺，宽33法尺，高30法尺。教堂内部建筑有两个层次：每一层都有16对漆成绿色的柱子；位于下层的雕像，底座是大理石的，而上层的雕像的底座都是镀金的，另外，柱子的顶端，柱顶盘的上楣、中楣、下楣也都是镀金的。柱顶盘的中楣上有许多装饰画，其他的顶饰凸凹有致，色彩和光度也各不相同。上层的两侧，各有6个拱形的大光窗，这使得整个教堂十分敞亮。
教堂的顶部装饰着图画，一共是3个部分。中间的穹顶是敞开式的，结构非常复杂。大理石圆柱带着一排拱形光圈，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大理石本身也和一些放置得恰到好处的花瓶一起，组成另一幅美丽的图画。画面上天父手托地球，高坐云端，四周拥簇着一群天使。
中国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难以相信这些画都是在同一平面上。当他们看到这些圆柱竟然不是直的时，更是惊奇非常，阳光通过拱形窗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错觉。这都是出于意大利画家热拉第尼之手。
穹顶两旁分别是两个椭圆形的欢快的画面。祭台旁的墙上装饰着和教堂顶相同的壁画，作为整个教堂建筑透视的延伸。中国人来这里参观时，总要继续朝前走想看看祭台后面的部分，那个场面很是有趣的。他们走到祭台前停了下来，稍稍退后，而后又继续向前，用手去摸摸墙壁，看看究竟还能否走进去。祭台的比例非常精确。上面摆放着从欧洲带来的贵重之物，那是路易十四特意赠送的。
直到1703年12月初，教堂才开放。我们选了一个星期日举行揭幕仪式：欧洲耶稣会驻东方负责人闵明我神父率领其他不同国籍的传教士，为新教堂的建成作了庄严的祈祷。12位身着白色祭衣的教助员手里捧着十字架、蜡烛和香炉等物，两位佩着襟带、身穿白色祭衣的神父走在圣像两旁，其他传教士两人一排地跟在后面，接着是虔诚的中国天主信徒们的队伍。
祷告结束后，所有人都跪在祭台前，神父们排在内殿，信徒们排在中殿，他们以额碰地，拜了几拜。作为建造这个新教堂的第一功臣，张诚神父领着执事、副执事一起主持了弥撒。有一大批教徒在新教堂领取了圣体，我们也为我们的国王作了祷告，闵明我神父作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讲道。最后，我们为一大批新的信徒施洗，以此来结束了这次重大庆典。圣诞之夜的弥撒同样庄严隆重，信徒们也非常热诚，要不是那些我叫不上名的、朴实的中国器皿提醒我这是在外国的传教区，我会以为我还在自由传播圣教的法国腹地呢。
前来参观这座教堂的人物形形色色，很多人也会在祭台前跪拜。不少人还询问关于我们教会的情况，看来我们的圣教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很有可能，他们将来就会皈依上帝。
[法]白晋等著，徐志敏、路洋译，摘自《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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