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年3月11日，我们参加了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以下就是对这个葬礼的追记。
早晨7点，奉皇帝之命前来出席神父葬礼的官员就到了，我们一起走进灵堂。灵柩很大，棺木有三四指厚，外面上了漆并镀了金，密封很严，这样就透不进空气。接着，灵柩被放到一辆豪华的圆顶车上，车上装有4根柱子，上面挂着白色的丝幔(中国办丧事都是用白色)，柱子和柱子之间则挂了好几条其他颜色的花边，显得美观。车子被固定在两根直径一法尺的横杆上，横杆的长度与粗细成一定比例，60～80名力夫分立柩车两旁，抬着柩车走出，放到大街中央。此时，在院长的率领下，在北京的所有耶稣会士跪在灵柩前，我们以头触地，深深拜了三拜。前来参加这个悲伤的葬礼的天主信徒们都泪流满面，发出悲恸的呼喊。接着，队伍开始行进了。
队伍的最前面，由好几个人高高举着一块牌子，牌子高约25法尺，宽约4法尺，以红色塔夫绸作底，四周饰有丝织的花边，上边用金色的汉文大字写着南怀仁神父的名字和头衔。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乐队，而后跟着一个由各种队旗、彩旗、燕尾旗组成的队伍；接着是放在大壁龛里的一个十字架以及几本绸面的书，十字架后面跟着一队天主信徒，有的像前面那队人一样举着小旗，有的手拿大蜡烛，他们两人一排地走在北京宽敞的大街上，显得那样地谦逊，让人心生敬佩。这对信徒后面是一幅放在镜框里的圣母像，圣母怀抱着圣婴耶稣，圣婴手里拿着地球。其后又是一队信徒，像前面的队伍那样手举小旗和蜡烛。
紧接着是一幅护守天使的画像，后面同样跟着一队教徒，而后便是南怀仁神父的画像，同时，他的所有的那些由皇帝赐予的头衔的象征，都被捧了出来。我们紧跟在这后面，身穿白色丧服——如前所述，中国的丧服是白色的，我们也遵照中国的习俗，一路走一路号哭，确实，我们都伤痛难已。随后是南怀仁神父的遗体，由那些中国官员骑马伴同，他们是奉皇帝谕旨来参加这位著名的传教士的葬礼的。走在前面的是国丈，第二个是御前侍卫大臣，第三个是皇帝的一个近臣，还有些其他较次要的官员。整个队列庄严肃穆，秩序井然。队伍的最后面是50个骑兵护卫。大街的两旁站满了老百姓，他们静静地目送我们走过。
教会的墓地位于城外的一个园子里，那是在明朝时，一位中国皇帝赐给首批来华的耶稣会士的。园内建了一个小教堂，另外还有几间小屋子，园子的四周围有围墙。
队伍来到墓地门口后，停了下来，我们在路中央向着遗体跪下，拜了三拜，此时，哭丧的人又开始号哭。接着，灵柩被抬到落葬的墓地，那里已经设了一个祭坛，上面放好了十字架和蜡烛。我们的院长神父穿上白色祭衣，念诵了祷文，按照礼仪点上香。我们又向着灵柩拜了三拜，然后力夫们从车上抬下灵柩，放进墓穴里，哭丧的人再度号哭，他们哭得悲痛欲绝，催人泪下。墓穴深有6法尺，长约7法尺，宽约5法尺，四周砌了一道砖墙。棺材放在中央，就像搁在两道砖砌的、高约一法尺的支架上。而后，他们将砖墙砌到六七法尺高，并封上墓穴，再将一个十字架放到拱形的墓顶上。
最后，人们在离坟墓几法尺的地方竖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这块碑连底座带碑顶高约6法尺，碑上分别用中文和拉丁文刻着亡者的名字、年龄、国籍、去世年份以及在中国生活的时间。
这个园内头上的第一座墓是利玛窦神父的，它的位置很突出，以表明他作为这个传教会创始人的地位。其他的墓都位于其下，列成两排。汤若望神父的墓则在另一边，修得很有气派，这是当今的皇帝为了纪念他，以示对这位伟人的平反，在他去世几年以后下令为他修建的。
现今的康熙皇帝刚为他祖母太皇太后带过孝，在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之前，他曾派人来询问我们的名字、我们的特长和能力等。自从他最近两次在国内巡游以来，他统治下的国家一片祥宁。我们读过巴黎现有的关于他的记述，于是禀告他：在法国，人们很钦佩他的思想和功绩，赞叹他的巨大财富。他问起法国国王的年龄、他的武功以及他的治国之道，我们都一一答复，结果让他感到满意。奉皇帝之命前来询问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说：尽管他的主子还不认识我们，但他对我们很重视，对我们远离父母家乡、来到世界另一头来传播福音的勇气表示赞赏，并且说，我们的举动的确证明了我们的教义，但是他希望亲眼看到能更好地证实教义的奇迹，就像人们所叙述的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奇迹一样，这样才会让人更为信服。皇帝还说，他将会赐予我们最好的御酒和茶。此外，我们还得知，他正考虑在皇宫内拨一座房子给我们，让我和我的同伴留在他的宫里。
鉴于我们的中文水平还有待提高，我们还不能立即到全国各地去传播福音。此时，皇帝已传令到礼部，让我们前去朝见皇帝，于是，在南怀仁神父的葬礼过后，礼部衙门就召见了我们，因此，我们来到此处报到。这是一个令人畏惧的衙门，在这里，多年以前，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戴上锁链被关押。这个地方既不宽大也不宏伟，官员们坐在台上，他们对我们以礼相待，先请我们坐下，然后再谈话。为首的官员是一个满人，他向我们传达了皇帝的谕旨，说皇帝第二天要接见我们，到时将由我们的主教来向皇帝介绍我们。
1688年3月21日，我们有幸觐见了康熙皇帝。这位伟大的皇帝对我们态度和善。对于我们不愿意全都留在他的宫里，他感到遗憾。他宣布要把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留下陪侍，但允许其他神父到各省去传播圣教福音。而后，他吩咐给我们上茶，并赏赐给我们100金币，这在中国已是相当高的礼遇了。在这次朝见之后，李明神父、刘应神父和我都一心想着分赴各省去工作，投身于劝导不信教的人皈依圣教的事业。而在离开北京以前，我们很高兴见识了这个名闻世界的城市中最有意思之处。
北京城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满族人的城，皇宫就位于此城中央；另一个是汉族人的城。这两个城彼此相连，每个城的周长都有4法里，人口稠密，拥挤不堪，虽然街道比较宽敞，但仍然交通不便。妇女们都不出来抛头露面。
我们去看了北京著名的大钟楼，据说那口大钟有几十万公斤重，它是圆筒形的，直径有10法尺。按照中国通常的比例，大钟的高度是宽度的一倍半，它被搁在一个方块砖堆上，钟楼的楼顶已被烧毁，用一个草席顶代替了。
我们也去参观了天文台。那里有很多青铜仪器，所有的仪器都非常精美，气派非凡。不过，我不能肯定这些仪器的精确性，不知用它们来观测天象是否准确，因为它们都被钉在板上，彼此之间的间隔看上去不怎么均匀，贯穿其中的直线有好几处都不能吻合。相比我们的城门来讲，这里的几道城门要高大壮观得多，里面有一个四方的大院子，院子四周有一道城墙，城墙上朝向城内、城外都建有威武的城楼。北京的城墙都是砖砌的，高约40法尺，每隔20托依斯(1托依斯约等于1.949米)都筑有防卫工事，每隔一定距离有一座小堡垒，这些小堡垒都得到了很好的维护，有些地方还建有斜坡，坡面宽阔，可以骑马登上城墙。
当时，中俄和议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我们很惊讶地得知这个在欧洲离我们很近的民族正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俄国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从莫斯科一直通到到离中国300法里的地方，这条路首先经过西伯利亚，跨过好几条河流，包括鄂毕河、叶尼塞河以及发源于贝加尔湖的安加拉河，然后进入色楞格河，一直通到中国人称为黑龙江的那条河，这条大河穿过鞑靼地区注入日本北部的东海。莫斯科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在这些河的流域建起一座座防御工事和城市，来扩展他们的地盘。在离中国最近的色楞格、尼布楚和雅克萨，他们先是在色楞格河上建起了他们的第一个地盘，而后在黑龙江上北纬52°的地方占据第二个地盘，这个地方和北京几乎位于同一经度上；他们接着继续在黑龙江上占据第三个地盘，从而更一步向东推进了很多。
从长城到黑龙江之间广阔的土地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俄国人竟跑到自己的土地上和他们抢夺黑貂猎场，还建起了防御堡垒。因此，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抗击，于是他们两次攻占了雅克萨。俄国人则顽强地守住他们的工事，一次次被毁后，一次次重建，于是争执的焦点越来越被激化，这种情况不能任其发展下去。双方都提出过建议，以划定两个帝国的疆界。沙皇派出了全权代表到了尼布楚，康熙皇帝也派出了使节，并命葡萄牙神父徐日昇和法国神父张诚给中国使者充当翻译。皇帝为了表示对这两位神父的器重，赐给他们自己的衣服，并给予他们二品大臣的恩待。而且，虽然中国官员脖子上都要佩戴一种珠子——那是他们官衔的一种标志，并非是迷信之物，但康熙皇帝允许耶稣会士们挂上他们的十字架，以让他人能从他们身上挂的十字架和圣牌上认出他们的身份。
在某些重要的场合，耶稣会士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往往能够发挥很有效的作用，张诚神父尤其精于此道。他来自法国，在法国，由于连年的战争以及和议，使得人们会经常谈论各国君主们的利益，千百遍地权衡后果，考虑对其民族是否有利等问题，因此，他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达成和议的权宜之计。俄国人相当骄傲，谈判时目中无人。中国人也自以为自己的帝国是最强大的，他们带了一大队人马去，想要在黑龙江畔得到另一个东部鞑靼。中国人的意图并非要挑起战争，他们是担心西部鞑靼和俄罗斯组成联盟，或者恐怕俄国人会援助那些觊觎中国的其他民族，因此他们希望达成和议，但是又解决不了争议。两位神父看出了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因此和中国人讨论了使谈判中断的问题所在，从他们那里，神父们得知康熙皇帝愿意让俄国人每年来北京进行贸易。“既然如此，”张诚神父说道，“这就好办了，先生们，跟他们讲和、让他们接受你们的条件，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这些话使中国的全权使节们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请他到俄国人那里斡旋。张诚神父便去了俄国人那里，上帝保佑了他。不出他所料，俄国人很清楚每年到北京进行自由贸易将给他们带来所期望的最大好处，于是他们让出了雅克萨，接受了康熙皇帝提出的疆界。这场谈判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傍晚的时候，张诚神父就带了已成文的和约回来了，两天后，全权代表们就签了字。
和谈成功，给两位耶稣会士带来很大的荣誉，整个军队都向他们致敬，使团团长索额图亲王对他们更是亲切有加。这位王公对两位神父的功劳多次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帮助他解决了很大的难题。他私下跟神父们说，以后有什么事尽可以找他，他非常乐意效劳。张诚便抓住时机启发他了解我们对上帝的感情。“您知道，老爷，”他对亲王说，“我们千里迢迢离开欧洲，放弃那里一切最宝贵的东西而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让人们认识真正的上帝，遵守上帝的意旨。但是，让我们感到难过的是，从前颁发的几道诏书禁止中国人投入上帝的怀抱。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恳求您，某天见到皇帝时，请他取消禁令。您这样做将会使我们感激不尽，这比您给予我们财富和荣誉更宝贵。唯一能使我们感动的是让灵魂皈依上帝。”听到这些话，索额图亲王很受感动，答应一有机会就帮助我们。几年之后，当我们认为必须公开请求皇帝给予传教自由时，他非常忠诚地履行了他的诺言。
天下太平之后，康熙皇帝决定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他选择了算术、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徐日昇神父、安多神父、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奉旨为他编写这几个方面的教材。他们编成三本，一本是算术，另两本是欧几里德几何原理和几何学，并用满文来作图解。皇帝给他们安排了满文老师，老师和教士们一起进行核对，教材中一有含混不清的用词，他们立即就更换其他词。教士们为皇帝进讲，讲课都很明晓易懂，皇帝的学习兴趣日益浓厚，并对我们科学的实用性越来越赞赏有加。
教士们每天都进宫讲解，和皇帝一起度过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平时，皇帝命他们坐到御座旁，让他们坐在他的身边，以便使他们的讲课更为自在。
康熙皇帝学习热情很高，他住到北京两法里外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教士们只得每天都去那里，风雨无阻。他们早晨4点就从北京城出发，到天黑才回来。而且回来后，他们还要马上工作，一直到深夜，以准备第二天的讲课。来回的奔波和熬夜使他们疲劳不堪，但是要讨得皇帝的欢心、以使皇帝能对我们的圣教产生好感，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使他们不顾辛劳。在教士们回去后，皇帝也并不空闲，他会自己复习他们刚给他讲的课，重看那些图解，有时还叫来几个皇子，亲自给他们讲解。如果他对所学的东西没有弄明白，他绝不轻易放过，一直钻研到完全弄懂为止。
就这样，康熙皇帝一直勤奋地学习了四五年，并且丝毫没有懈怠政务，没有一天耽误了上朝。他并不只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而总是把所学的知识付之于实践。他学习得很有乐趣，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些给他进讲的课程。例如，给他讲到固体的成分时，他就会拿起一个球，精确地称出它的重量，测出它的直径。然后，他就会算出同样材料、直径不同的另一个球的重量，或者算出另一个比较大的或比较小的球的直径该是多少。计算出来后，他会拿来相应的直径、重量的球，来证明实际情况是否跟理论相符。此外，他同样仔细地验证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或圆台、棱锥体和球体的比例和性能。
康熙皇帝曾亲自一口气平整了三四法里的河坡地。有时候，他会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河流和池塘的宽度等。他常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进行精确计算，然后，他再命人测量实际距离。每当他的计算结果和实际测量的数据相符合时，他就会非常高兴，而此时在场的朝臣们也会不失时机地表示赞叹，他当然乐意听到他们的赞扬，但他也总是向朝臣们称赞西洋科学和为他进讲的教士们。皇帝有这样的爱好，和传教士们相处得如此融洽，这样一种气氛在中国的君王中是很少见的。在杭州教案发生的时候，恰是这种气氛最好的时候。
教案发生时，索额图亲王正陪同着皇帝。为了缓和事态，索额图亲王应张诚神父之请，亲笔写了一封信到浙江，但是为时已晚。挑起教案的浙江巡抚已经发出通告，命令杭州城内和浙江省内的天主信徒退出天主教，尊崇中国自己的宗教，他下令对教堂进行了查封，并在教堂的大门上贴上了他的通告。
殷铎泽神父被传到衙门受到审问，他被问到他是如何被获准在城内居留的。殷神父能够忍受巡抚对他施加的迫害，但是他对中国信徒们的遭难感到悲痛。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最让我悲伤的是，他们对我可怜的天主教徒施加的暴行。他们没收了信徒们的家产，到他们的家里打人，毁掉他们的圣像，使他们终日不得安宁。”
北京的传教士们得知了浙江巡抚的所作所为，并收到了他的所有文件，看到迫害继续在进行，教士们便和他们的朋友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去请求皇帝开恩，把他们收到的文件副本呈交给皇帝。康熙皇帝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的陈述，而后他决定不动声色地阻止事态的发展，命浙江巡抚停止迫害，并释放殷铎泽神父和所有的天主教信徒。“但是，如果陛下这次不赐恩从长计议，以后还会发生类似事件，”教士们毕恭毕敬地对皇帝说，“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陪侍在陛下身边，众所周知陛下对我们恩宠有加，咱们可以阻止他们迫害我们的兄弟和我们的神圣教义，但是，一旦我们不再拥有这种荣幸，我们怎能不为此担忧呢？”于是，皇帝令教士们给他提交一个诉状，他将通过大臣会议对此事正式做出决定，并且以后在其他各省也将按此决定执行。
于是，教士们上呈了两份诉状，皇帝亲自进行了批阅，而后接见了他们。由于皇帝的恩宠，教士们便提出，要使有关部门满足他们的所需，这两份诉状还是不够的。出乎意料地，皇帝更进一步开恩，他暗示他们重拟一份能够表达他们要求的诉状，然后由钦天监的徐日昇神父和安多神父在上朝时呈交皇帝。皇帝佯装事先毫无所知，连同其他奏章一起收下了这份诉状，谕令礼部例行审阅后再向他汇报。有人对教士们透露，皇帝的意思是在这件事上要照顾传教士这边，但是，朝臣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坚持已有的做法，向皇帝呈上先皇们在天主教来华初期时的有关谕旨，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皇帝对他们的报告不甚满意，答复让他们再次审议。实际上，他是希望得到一个对教士们有利的结果，然而朝臣们的第二次报告依旧如前，他们仍然排斥我们的圣教，坚决禁止它在中国得到真正的承认。
[法]白晋等著，徐志敏、路洋译，摘自《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报出版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