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
有论者认为，清朝设立省制，中叶之后，各省督抚权力日益扩张，尤其在同治中兴的过程中，地方大权慢慢移至汉人之手。这是大一统的皇权思想被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辛亥之后帝制被废的一个历史的“路径依赖”。
宪政体制的根本之处在于对权力的程序性的限制，而这种限制一定是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权力渊源。即所谓“共和”是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地方对中央的层层授权和让渡之上。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乃是宪政体制的题中之义。因此真正与“宪政”格格不入的本土资源并非作为“政体”的君主制，而是作为“道统”的春秋大一统，即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及其意识形态。
以孙文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人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超越“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样的政体之别来看问题的只有一个章太炎。他在民国之初就公开宣称：“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民主非无秕政。”但对于导致美恶之间的专制主义道统，章先生也是缺乏认识的。孙文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一段时间，曾真心诚意的推崇袁氏，主张同盟会为袁世凯的强势政府让路。他和黄兴都宣布退出政治舞台，转而经营实业。并对宋教仁的政党活动多有批评。这一思想与孙文当年坚持总统制的初衷是如出一辙的。即信奉领袖人物的乾纲独断。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思想从组织秘密会社开始，直到晚年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独裁党治（1923年国民党党章取消了领袖的选举制，直接任命孙文为党的领袖，并规定其享有对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何决议的否决权，孙文再也不必担心他的建议像当年定都南京的提议那样被代议机构否决了），可以说越演越烈。事实上，通过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了。最终对于国家最高权力的制约，反而远远落在清室1906年立宪诏书的水准之下。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国体问题解决了之后，接着便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政制问题。无论孙文还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们当时所领导的事实上都是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在清末袁世凯主政的7年间，作为开明的立宪派人士，袁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省设咨议局，进一步将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皇权衰微的局面引向立宪制的方向。这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能够得到全国响应的重要原因。各省立宪派和革命派举重若轻，一夜之间宣布独立可谓水到渠成。立宪政府建立之后，各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这时候最重要的分歧开始出现。
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都发生在在春秋大一统的道统之下。在这种道统之下，地方势力被称为“割据”。最终将会出现一个胜利者一统天下，恢复中央集权的皇权政制。而辛亥年间所面临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历史路径所形成的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地方自治局面，如果能够在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的合法性当中，找到新的存在和整合的理由（比如联邦体制和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就可能有助于打破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道统。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之后，再一次推动两千年中央集权道统的灰飞烟灭。做到了这一点，方可说终于不再行“两千年之秦制”。
在这一方面，袁世凯和孙文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袁成为“天子的继承人”后，先和内阁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政治传统没有在一个独尊的领袖之下的分权理论，所以袁世凯最终取得胜利解散内阁、甚至以后解散国会，并在天坛宪法草案中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这些举动事实上在当时都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支持默许。接下来袁世凯一改当年推进地方自治的态度，开始循着中央集权的传统思路对独立的地方进行改制。另一方面，孙文二次革命后，在南方与陈炯明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也是孙文的中央集权思想和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的英美式思想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孙文拥有美国护照，长期居留海外，早年受英美道路影响较大。然而事实上，孙文思想当中作为本土资源的 “两千年之秦制” 的道统深入骨髓，其对英美民主宪政的理解远远不及宋教仁、章太炎乃至陈炯明等人。如本文前言所述，在秘密会社的革命运动中，那种专制主义和乾纲独断的组织手段成为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专制手段与民主目的之间的那条鸿沟，在革命屡受挫折之后，孙文实际上已经慢慢意识到了。这是他改弦更张，从英美式的革命蓝图走向苏俄式独裁党治，实行先知先觉者对大众无期限“训政”的重要原因。从孙文、袁世凯到以后滚滚诸公，如毛泽东所说，都是在“秦始皇”的底子上往上面加其他的西化资源。辛亥之后一百年间，超越了“秦始皇”道统的政治家，一是坚持政党政治和内阁制的宋教仁，二是坚持省内民主改革和联省自治道路的陈炯明。除此之外，几乎再无他人。
1912年参议院通过省官制案，仿照普鲁士的做法，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局之间进行妥协，将地方政权分为自治机关和官制机关。议会自治，省长则由中央简任。这一做法一则照顾到各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二则也是袁世凯一贯推崇的德国思想的体现。但即便如此还是遭到各省督军的通电反对。以后再提出“虚三级制”，即虚省一级，变为事实上的二级政府。熊希龄内阁则正式提出废省计划，认为明清政治所以不如从前的原因就在于省一级坐大，所以主张回到汉宋之制，实行二级政府。熊的目的是想以此削弱地方军阀，将地方势力纳入宪政体制来。觉得地方割据有碍于政治统一，这是典型的春秋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原意是削弱地方，却在为中央集权的再次兴起张目。
1913年，袁世凯下令各省军民分治，但没有效果。二次革命后袁的声望实力达到巅峰，觉得时机成熟，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督军。以后慢慢演变为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长。这一中央集权的胜利完全建立在袁世凯本人一时的威权之上。所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省即刻恢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此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中国处于所谓“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是我们在大一统思想下对于1916—1928年历史的一种简化。事实上，一百年来君权嬴弱下的地方自治局面在此时终于达到高峰。袁世凯的死则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既无皇帝、亦无僭主的威权人物的“真空”时期。如果地方势力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如果宪政实践能够为地方自治提供新的合法性的依据，如果真正对君权道统起到冲击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能够提前；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切能够发生在新的“天子的继承人”出现之前。那么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道统就完全可能在事实上的强有力的地方自治之下得以瓦解。“两千年之秦政”亦将失去最重要的根基。另一方面，地方的分治也势必在横向的维度发生作用，削弱中央的政教合一。尽管这一切有着我们太多的假设，但历史的确在此时此地敞开了可能性，以军阀混战的代价给予了中国再一次消除中央集权思想的机会。
各地的军阀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山西的阎锡山和广东的陈炯明，另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于世。他在山西推行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的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和教育。袁世凯在1914年曾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试验制度。阎锡山秉承其志，于1917年推行“山西村制”，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成效斐然，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在南方穷兵黩武、梦想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十年间，北方各省一度出现进步的趋势，各项民生事业持续发展，除了少数军阀，大多数地方主事者对内都较为开明，积极兴办各项事业。即便是臭名昭著的大老粗比如山东的韩复榘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内地许多县分上的教育和公共设施，还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成绩。
陈炯明受西化教育影响甚大，早年活跃于广东咨议局。他主政期间，设立新学校，为留学生提供资助，沿着更加民主的道路改革广州政府，促成了地方民权法案的出台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20年代，他是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与此同时，孙文对这些鸡毛蒜皮的点滴进步似乎毫无兴趣，与反对武力统一的陈将军发生极大冲突，直至双方破裂。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谓军阀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广东就任总统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政体的统一。所以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之说是大可商榷的。一则是国民党分裂国家在先，从二次革命开以武力解决党争的恶例以来，始终坚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实上放弃宪政共和转而寻求独裁政治。二则这种看法取决于对于“统一”与“割据”的认识。在中央集权的思路下看，军阀割据即是分裂。但事实上全国的立宪政府框架依然存在，全国在名义上维持着政体的统一（却不再有道统和威权的统一），军阀割据不过是走了样的地方自治。这种局面最终在大一统的集权思想下被武力消灭，而不是在联邦制的现代合法性依据下演变为“秦制”之外的新的选择。等于白白的割据了一回。历史的起承转合，实在令人气馁。
四、政党政治与党治国家
在革命胜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秘密会党同盟会应该何去何从？革命者的下一个身份又是什么？孙文黄兴等人对此全无理论、其做法幼稚之极。孙文的思想如前述，主张总统制，信奉独尊的领袖人物。他一度对袁世凯充满信心，甘愿让路。于是决心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建设，具体从事修筑全国铁路的工作。
孙文此时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出自于梦想国家昌盛的民族主义目标。并非意识到经济和民间社会的独立之于民主政治的关联。至于另一个想法，则是主动从事一个较不重要的工作，好把政治舞台让与袁项城一个人去表演。这一点往往在道义上为后人称道。但孙文的此项选择，如上述分析，重要的并非与个人道德有关，而是与其骨子里对不受制衡的强权的崇尚相一致的。作为最重要的一支现实政治力量的领导人，不在宪政框架设立之后去推动和稳固其发展，不在政府之外形成最重要的批评与监督的力量，不去从事政党政治的建设，反而舍本逐末，去搞铁路建设。这是孙文在辛亥之后巨大的失误。也反映出他留美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却实在过于肤浅。以革命党人半壁江山的实力，倘若同盟会在孙文的领导下成为第一大反对党，积极推进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致力于消解君权道统。那么民初的议会政治和宪政实践的高峰将不会随着宋教仁的遇刺而终止。孙文有这样的实力，却自愿放弃了将袁世凯拉入宪政体制的努力。不仅如此，反而还对宋教仁的此种努力多加批评，认为他没有将思想认识统一到袁核心的想法上来。这种自愿放弃的原因，正在于孙文本人专制主义“君统”思想的根深蒂固。无端的赞美其高风亮节，不过是一种对历史伦理化的误读。
但另一方面，对同盟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孙文和宋教仁的看法却似乎恰恰相反。宋教仁力主同盟会应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成为公开的谋求组阁的政党，在宪法的框架内从事议会竞选活动。事实上，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的。宋教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把同盟会从“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体现了他对于宪政框架的尊重。而孙文的态度却坚决反对改组，他似乎希望同盟会依然在他手中成为一个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革命团体。换句话说，他希望同盟会超越于宪政体制之上。孙文对袁世凯也不是全无戒心的，但区别在于宋教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去防止袁世凯的蜕变，而孙文的方法则是在手中保留着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所以在宋教仁遇刺后，孙文便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开宪政框架，再次诉诸无止境的暴力革命，从此以“革命”的独裁去对付“反革命”的独裁。
如果说继续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凯背叛了宪政。那么二次革命后，我们看到孙文致力于建立的恰恰是一个非宪政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地方政权，将政党慢慢驾驭在国家代议机构之上，形成现代党治国家之雏形。当北方的总统多少受制于宪政框架，不断发生府院之争的时候，孙文在南方已经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制度约束的独裁军政府，成为君权道统下的新的继承人。南北双方究竟哪一个政府更加民主？更加具有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距离专制的君权道统更远？自由主义政体的失败和现代独裁政体的兴起标志着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也许这是辛亥之后必然的结局。而历史的最终走向，如同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下的，“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便一直受着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党治与训政—笔者按）”。
对于同盟会的前途，章太炎等人的姿态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大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道路虽然有异，但对于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对民国军队事实上的控制，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也是上述孙文手中保留的一张可以随时揭竿而起的王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军队国家化的方向。一支脱离于政党势力之外的军队，是政党政治得以展开的前提。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其实也是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开展议会政治的题中之义。意即放弃对军队和秘密会社手段的控制，转而在宪政框架内展开合法的角逐。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
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这种局面既非袁世凯所愿，同时也与孙文的设想并不符合，反而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和暴力革命的继续。
如何将一个革命党融入革命成功之后的宪政体制？使其在宪政的框架内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一柄高悬于宪政体制之外的达摩利克斯之剑，和专制道统的现代载体？可惜孙文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迷失，从不问政治的极端走向推崇党治国家的极端。从此国民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就只能等到8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才可能得到历史的又一个机会。
君主立宪、联省自治、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如果不是暴力革命的激情势不可挡，在辛亥年间历史向中国敞开的岔口上，也许其实有机会一一成为现实？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那种似乎势不可当的暴力革命主张又是如何从历史的路径中生长出来，使得一切妥协和渐进的选择都被革命领袖所藐视？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来自于中国本土的造反者传统，还是来自于西方的某种思想资源？但这已是本文无力探讨的了。
当完美主义者的建构理性一百年来，被证明总是破坏大于建设，在历史的所谓“路径依赖”面前，不免令人气短。中国社会自辛亥以来的“范式”转换，布局似乎不错，中盘却一塌糊涂，“两千年之秦政”，经过了无数次革命，经过几千万同胞的尸骨，也不过得到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局面。现在能做的，已经年无非是开始收官，经过精心计算，也许可以争取赢他个一目半目。接受现实，力求改良，告别革命，反对激进，是辛亥年的张惶留给后人的教训。心有不甘者欲想推倒重来，那都是想也不应该去想的。
悲哉快哉，以为辛亥革命之纪念。
王怡，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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