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家诺斯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在一切人类的自发演进秩序当中，文化与制度的路径是绝不可能被彻底超越，改弦更张的。这个意义上，一切貌似斩钉截铁的革命，等到尘埃落定时再看，也不过还是改良。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吾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亦说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革命后政治与“秦政”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是我在这里无力作出的，但毛泽东在50年代作过这样的表白：“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如果我们将“秦始皇加马克思”理解为一半的“路径依赖”加一半的西方资源，那么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的表述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和君王思想。在政统与道统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后来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力量都义无反顾地坚决指向作为政体的君主制，而对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着墨甚少，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恰恰因为一场从专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于威权的迫在眉睫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对于“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在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在革命后无力为继的根本原因。
1911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位士绅特意远来南京参观民国新气象，他见到孙文时行叩拜之礼，被孙总统阻止。孙说：“民国的总统在位一天，就是百姓的公仆。”士绅问道：“若是总统离职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超越政体，问到了“道统”的层次。孙文答曰：“总统离职后就回到百姓中间，成为普通人。”发问者听到这里，方才长叹一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民主了。”
这位乡绅体现出对于道统的难得的关注和清醒。并不是总统这个头衔对于君主的取代，而是孙文所允诺的总统的“退出机制”让他感到民主有望。但我们却遗憾的看见，从孙文就任大总统开始，整整一百年，担任过中国最高领袖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实现了华盛顿式的解甲归田。没有一个人像孙文所说“最后回到了百姓中间”。包括孙文自己后半生的继续革命和向专制主义转向之后的穷兵黩武，亦是对于“回到百姓中间”以及成为一个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品的心有不甘。
尽管文化与制度的路径是绝不可能被彻底超越的。但在1911年娜拉出走之后，三百年之王朝与两千年之政体灰飞烟灭的关口，却毕竟面临着社会“范式”的巨大改观。历史在此时撕开了口子，最大可能的向这个古老帝国和文明敞开了未知前途的可能性。
尽管历史不可因假设而变更，但对于历史路径的假设却并非毫无意义。至少让我们回头看看错过的东西为什么一再被错过。看看在辛亥之后，历史在每一条路口的张望，在每一道岔口的哭泣。
一、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武昌首义后到南北和谈，如果说革命军对于民主共和政体的殊死坚持，是君主制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坚持当中，除开思想上对于民主政体未来前途的绝对自信和对于两千年帝制和近代以来国嬴民弱的深恶痛绝，又有没有对于革命团体既得利益的殊死维护呢？如果帝制不能被推翻，革命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成为问题。因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是与建立民国相联系，而非依赖于“天命已不在清室”这样的本土革命理论。事实上，就在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 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议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但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颇为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 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失去了革命党一度承诺的民国大总统初夜权的袁世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
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于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革命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先占了再说。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以当时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断无获胜的局面。但对袁世凯而言，胜负之数也是未明。在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总统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后半生的荣辱得失为君主制的去留而战，实在不大符合袁的一贯习气。所以对君主立宪的坚持，成为袁世凯的砝码。和谈前他便明确指示和谈代表唐绍仪，“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
社会名流们的态度也很明确，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还根深蒂固之际，而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象征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实际上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因而严复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日颁布《宪法信条》19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前进。
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博弈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若是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就将首先成为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和需求。争夺尽管在所难免，但将下降为世俗意义上的争夺，而非意识形态的争夺。这将瓦解中国当代专制主义形成最本质的一个根源：政教合一。
贡当斯在路易十六被杀，拿破仑成为独裁者之后，曾说：“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而辛亥之后长达百年，中国的政治始终在心照不宣的世袭制与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痛苦挣扎，沦为漫长的“比君主制还不如的”（贡当斯）的僭主政治。当道统的象征被毁，新的统治者就必须既是凯撒、又是上帝。事实上，“枪杆子下面出政权”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君主制下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新的统治者只需要枪杆子即可。但在几千年的政治合法性火炬被彻底吹灭，新的自由选举和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合法性尚未建立之前，新的统治者光有枪杆子是远远不够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到1928年间军阀政治的失败。新的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仪式和政治伦常，即“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从这种视角看袁世凯的复辟，所谓复辟只不过是袁对合法性危机万般无奈的回应。袁世凯上台后的政治实践，并非简单的个人野心的膨胀。从制度的深处看，府院之争和集权倾向都是君主制被废止后“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必然冲突。我自己的设想，如果是孙文继续就任大总统，这种冲突将比原立宪派出身的袁世凯只会来得更加凶猛。
缺乏这种意识形态资源的袁世凯，发现自己手中的强权“失去了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代的依据”（费正清），最终不得不回到“君主制”的本土资源下，方能维持住事实上的集权体制。用后人评价蒋介石的那句话“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来评价袁世凯，就是“民主无量、唯有独裁”。一个事实是，自君主制的政体被废，道统独存，中国一百年间事实上作为“天子继承人”的僭主不断涌现，唯一的区别是，自袁世凯之后，集权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便由孙文效仿苏联模式一手建立起政教合一、党国合一的现代意识形态和党治国家传统，再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挥直至极点。
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问道，“民国以来，皇帝制度已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君统’是不是也一去不返了呢？”。他的回答是直到今天，“至少从形式上看，废除中书省、打乱行政系统之类的君权仍然存在。相信君权的绝对性，也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使人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有论者指出，袁世凯之所以在民初战胜革命党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乱世之中人民渴望强权人物，而袁世凯当时被普遍视为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的强势人物。他的较革命党人更加温和稳健的主张更加符合当时国内大多数人的立场。所以废除君主制的做法无疑是为此类强权人物的僭妄提供了条件。直至今天，余英时所说“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仍然是中国社会每一代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及其广泛追随者的主流思想。
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为什么会在当时革命军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势下被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摒弃？除了上述袁世凯、孙文等人对于缔造共和的开国功勋的个人梦想和袁本人的政治投机选择外，清皇朝的异族统治是导致帝制被废的最根本因素。革命党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并非“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排满”其实是这场全国革命暴动的本质。梁启超在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后便意识到这个难题，他派人去上海、北京活动，意图说服清室“改中华国，从汉姓”。又建议说把孔子后裔“衍圣公”请出来做皇帝。可惜杯水车薪，无力扭转局势。
阿城在谈及台海形势时开玩笑的说，倘若君皇尚在虚位，两岸的死结便只有“皇帝老儿有面子作调停，说两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所以阿城感叹道：“可当今简直就找不出这么个场面人儿。”
虽是小说家言，但按前面的分析继续看，虚君立宪的主张若能在辛亥年的众声喧哗当中侥幸得以确立，两岸的死结也许根本就不会结下。恰恰是从袁世凯的复辟礼炮到孙文党治领袖的血手印，给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暴力革命主张和对意识形态制高权的苦心经营留下了余地，撕开了更大的口子。
二、内阁制与总统制
孙文归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即12月26日，便召集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这次会上，年轻的宋教仁提议采用内阁制，受到坚持总统制的孙文极力反对。讨论持续到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关于这次争论，孙文的亲信胡汉民和宋教仁的传记作者及其朋友们的记载各执一词，殊有不同。有史家认为各有不实之处。
所谓内阁制，便是主张董事长与CEO要分开，宋教仁主张的是政党内阁，以政党政治在议会进行政治博弈。宋的主张等于是在“道统”的意义上彻底废除君主政治，对于共和政体下的“大总统”，也要尊其贵而虚其位。而孙文在这时的态度便反映出其只反“政统”、不反“道统”的立场。他在评价内阁制与总统制时，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 的人只有先生一个。此言一出，众皆翕然。
余英时所谓“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的君权思想，由此可见一斑。那个以后要求党员宣誓画押、绝对服从并为达目的并不择手段的列宁式领袖的影子，似乎也可以略略看见。
宋教仁最终在压力下屈从。民国临时政府在孙文就任大总统之后采用了独裁的总统制。
关于大总统的推选过程亦是意味深长。最初的人选有四：黎元洪、黄兴、袁世凯和孙文。黄兴受各省推举，但坚持在孙文归国之前不组织政府，并在总统的选举中极力主张孙文，于孙文的当选功业不小。袁世凯如果反清，则推举其为民国首任大总统，这基本上是革命党包括孙文在内一致的意见。西方列强亦纷纷表示非袁不可。同盟会内部对孙文也一直有不同意见，章太炎、宋教仁都不赞同孙文。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选举，孙文最终以16票当选，可谓众望所归。
这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记名投票推举最高领袖的选举，望前看意义深远，实在是振奋人心的进步。朝后前也是意义深远，其出炉过程一举开了吾国领袖人物选拔之滥觞。
就在12月26日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上，由于黄兴的努力，大多数人主张推举孙文为总统人选，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形成决议。3天之后，来自17省的代表投票选举，候选人除孙文外，还有黄兴和黎元洪。但此时总统人选盟内已有定论，这一定论并非秘密，而流传至盟内外皆知。由同盟会掌握的省份自然是服从党议，其余各省则几乎完全承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尊重其提名。最终孙文以16票绝对优势当选。
即便当时没有同盟会的盟内决议案，以当时情势论，孙文的地位业已是舍我其谁，当选总统自然是情理中事。但这一选举在宪政体制的开篇序盘，便在“正当的程序性”上开了恶例，革命党超越于国家政体之上的党治国家模式实际上已经初露端倪。自此以后，直至21世纪初，吾国国家领袖的选举依然追循着这一模式：即先由革命党对重大人事变动和制度创设形成党内决议，再以此决议提交名义上的立宪机构正式表决。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坚持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总统制之后仅仅3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文便仓促的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180度的的大转弯，完全采纳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意图牵制袁世凯的权力。想起当时最高干部会议上的“面红耳赤”，此举实在不可谓不是用心良苦。孙文将自己任大总统时绝对无法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套在了袁老三的脖子上，让他去尝尝消解道统的滋味。如果说此时即将卸任的的孙文，其思想当中对于英美体制的推崇占了上风，意识到了君主道统的存在和自己所谓五权分立的必要，那么3个月之前踌躇满志的孙大总统，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就是先知先觉，就是绝对不需要“复设防制之法度”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袁世凯接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实在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的主张获得了一个实践的机会，至少使民初的宪政建设和政党政治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这一切是决不会发生在孙文的总统制下的。宋教仁若是胆敢逆孙而动的话，第一个要杀他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孙文。
所以上面笔者认为，袁世凯上台后的府院之争，实际上是道统与政体之争。尽管临时约法把责任内阁制绑在了袁世凯身上，但当时的民众普遍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也是孙文当初坚持总统制的原因），希望总统事实上是一个“天子的继承人”。所以袁唐之间矛盾升级，唐绍仪的第一界内阁垮台时，国内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连同盟会对唐绍仪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袁世凯最后暗杀宋教仁之举，要换了孙文，只会是杀得更早、杀得更为坚定。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抑或是当时大多数的民众，骨子里面的“道统”都是如出一辙的，相信武力、相信乾纲独断，相信意见纷纭是祸乱之本。袁世凯在1912年就对新闻舆论和政党林立表示不满，认为其“怀挟阴私、飞短流长”，会使共和时代遭遇灾祸。而孙文在1912年让位时提出定都南京的主张，企图牵制袁世凯，遭到章太炎、宋教仁和其他一些议员强烈反对，认为这么做无异于放弃满、蒙。最后参议院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奠都北京。这一结果让孙文大为光火，表示极大愤概。后来在黄兴的努力下，迫使参议会再次投票，改变原议而决定定都南京。这个例子是对余英时先生“君权还在不在”问题的最好回答。
在辛亥年，通过革命赢得了一个机会，即把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君主制的被废等于断送了这个机会。接下来中国一百年来的努力，就是企图把一个接一个事实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但这个努力直至今天还看不到结局。宋教仁的被刺原本可以成为这一努力的又一个起点，当时政府与刺宋案有关的证据被自由的新闻媒体曝光，相对独立的司法局面下，主审此案的法官居然坚持公开传唤国务院总理到庭作证。以前一直站在孙文一边的黄兴主张在现有框架中寻求法律解决，和孙文发生分裂。结果由于孙文的激进革命主张，贸然发动二次革命，在国内外失去普遍同情，最后的结果几乎使革命党的力量毁于一旦。袁世凯的声望则达到顶点。孙文再次感受到乾纲独断的重要性，要反对袁世凯的独裁，自己首先就必须独裁。于是以二次革命为界，放弃宪政框架在海外重新组织秘密会党中华革命党的孙文，开始完全倒向作为本土资源的君王“道统”。在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中国化之前，辛亥革命除了完成一个共和制的外壳外，最大的后果就是在孙文的手中完成了“秦始皇”的现代转型。（未完待续）
王怡，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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