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元旦剛過，北京大學一個可以熟練使用毛澤東詩詞的研究生，辛鳴，成了一次座談會的中心人物。這是北京《大學生》雜誌召開的小型會議。有人問他：“你怎麼看正在興起的‘毛澤東熱’？”他回答：“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又有人問：“你怎麼看東歐正在發生的逆轉？”他又回答：“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後來《中流》雜誌記者把這件事告訴一位曾在宣傳崗位上擔任領導的大人物，他大加讚賞。他讚歎這位年輕人的思想深刻：“的確，‘妖霧重來’，即國際範圍修正主義思潮的空前泛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濫的事實，恰恰就是‘毛澤東熱’產生和發展的深刻歷史背景和根據。”這種論述問題的方式的確不同凡響。辛鳴這個年輕人受到如此這般的鼓勵，不久後就寫出了他的代表作：《發現毛澤東》。
發現“毛澤東熱”
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發現毛澤東”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產黨的一群高級領導人在遵義發現了毛澤東的軍事天才；40年代劉少奇和彭真在延安發現了毛澤東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國人民都發現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然後是80年代，鄧小平主持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但現在辛鳴要說的不是這些，他的出發點是，在經過了70年的血雨腥風之後，中國人還沒有徹底瞭解毛澤東的價值，還有必要再“發現”。他“發現”的是眼前這一場“毛澤東熱”。
其實發現“毛澤東熱”是用不著什麼學問的——它就在大街上。《紅太陽》錄音帶在各個大城市里銷售，人人都看見了。包裝圖案上寫著“毛澤東頌歌”，正面是天安門，背面是故宮地面的老磚。那上面有《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有《毛主席的光輝》，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陽》，有《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有《毛主席的話兒記在我們的心坎裏》，總共30首，的的確確，都是歌頌毛澤東的，當年唱遍全中國。
中國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這盤帶子的時候，他們說也就能賣個七八萬吧。北京王府井書店訂了2000盒，發貨的那個人給搞錯了，只送來200盒，一個小時就被賣光了，書店急電打來，說再要2000盒。湖南有個個體戶也拿走了500盒，一邊走還一邊說：“紅太陽的故鄉，能賣不掉嗎？”還不到一個星期，七八萬盒就賣光了。看來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澤東的力量，他們還以為“小虎隊”的告別磁帶《再見》會佔領那時候的市場呢，現在看來，還是《紅太陽》厲害。出版社趕緊又製作了30萬盒，不夠，50萬盒，還是不夠，結果是一個月賣了100萬盒，開創大陸歌曲磁帶的銷售新紀錄。那個冬天，北京到處迴蕩著《紅太陽》的旋律，其中屬李玲玉的歌聲最為嘹亮：
【敬愛的毛主席，
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兒要對您說，
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給您唱。】
“要不是滿目西裝、牛仔，到處新潮、精品，差點以為時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時代。”上海有家報紙這樣說。《青年報》的編輯覺得此事蹊蹺，就在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找來一群讀者，想問個究竟。編輯問大家，為什麼《紅太陽》那麼熱？大家都說，《紅太陽》喚起了大家的懷舊情緒，還說中年人不僅是懷念毛澤東，更多的是懷念自己的青春歲月。
雖說是“懷舊”，卻和舊的不一樣。出版者在封面上寫了“新節奏聯唱”，這倒不是虛張聲勢。歌還是原來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變了調，旋律明朗，節奏歡快，加上電子音樂。有個叫“鴿子”的人聽了，當即寫道：“好像村裏的牛車跑上了城裏的賽車道。親切倒是親切，難免有點滑稽。”宋強和喬邊兩個人直到很多年以後還提到這件事，說1990年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澤東熱”，但他們既沒有提到“發現”了什麼，也沒有提到“滑稽”。衹是說，他們想起了80年代由劉索拉作詞的一首歌，那裏面有幾句詞，描述了依依不捨、一步一回頭的懷舊心態，就像是90年代初彌漫在中國城市里的那種情緒：
【我想最後向你告別，
我想最後轉過頭說再見，
忽然一段熟悉旋律，
在我耳邊時隱時現。】
中國當代歷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確是“時隱時現”的，讓人很難說“再見”。它的捲土重來，有著相當確定的時間可以追溯，它大致發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個時期。
鄧的偉力和魅力在於與毛的不同之處
北京的家家戶戶不約而同地翻箱倒櫃，把壓在底層的毛主席像章找出來，少則數十數百，多則成千上萬。這都是20年前那場“個人崇拜運動”的產物，而今居然燦爛依舊。大人們一邊對孩子講述當年自己如何省吃儉用，買下這些花花綠綠的東西，國家又是如何傾全力製造這些東西，把造飛機用的鋁材也拿出來造主席頭像，總共造了35億個，弄得毛主席呼籲“還我飛機”。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說他的頭像還是比飛機重要得多。後來他老人家與世長辭，他的頭像也就歸於沈寂。到了80年代，六塊錢一公斤，撮堆兒賣。現在，這些故事和這些像章，就成了“毛澤東熱”的最初徵兆。90年代開始的時候，形形色色的毛澤東頭像走出千家萬戶，重新擺在商店的櫃檯上。
香港《開放》雜誌的編輯發現了這個跡象，就去追蹤“懷毛熱”的起源，結果追尋到廣州街頭的一樁車禍。這雜誌說，兩車相撞之後，一輛車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車上的人卻安然無恙，後來發現那是因為司機座中掛著一幅毛澤東像，“於是毛成了趨吉避凶的大菩薩”。這故事明顯具有杜撰性質，不過，那時候大城市里，出租車司機們的確都把毛澤東的頭像懸掛在前擋風玻璃上，來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自從鄧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對毛澤東的評價，毛的功過是非似乎就歸於歷史了。中國人都把眼光投向鄧小平倡導的改革，有如那時候最流行的一句話，“團結一致向前看”。儘管鄧小平一再聲明，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毛主席的貢獻，毛主席的畫像要世世代代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還聲稱自己倡導改革開放的靈感主要得益於毛的“實事求是”。但是，毛的靈魂還是漸行漸遠。畢竟，鄧小平的偉力和魅力不在於他與毛的相同之處，而在於他與毛的不同之處。到了80年代中期，鄧在普通中國人心中的威望，達到了他第三次復出以來的頂點，這一點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認。他在1985年被《時代》雜誌選為風雲人物。那時候已經很少有人提到毛澤東。
毛澤東從神到人，再從人到神
衹有一個個頭兒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輕人，滿腦子都是毛澤東，他叫權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樓附近一個小小的公寓裏，面對二環路喧囂的噪音，刻意勾畫出毛澤東的偉人形象。
權延赤是一個空軍軍官，父母在40年前跟隨毛澤東在延安幹革命。他說自己“孕於延安”，看來是對那個革命年代情有獨鍾。但是他所關注的不是作為革命者的毛澤東，而是作為普通人的毛澤東。他的第一本書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這是一本很薄的小書，封面單調，裝幀粗糙，但是它的影響超過了後來所有那些描述毛澤東的出版物。按照延赤本人的解釋，世人把毛變成了神，而他要把毛變成人。
拿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是當然的。但在那時候，權延赤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他們說這是對毛的褻瀆。
另外一些人則指出權在書中所描述的情節，多有不實之處。權延赤的書以“第一人稱”寫就，但裏面那個“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毛的貼身侍衛李銀橋，現在李銀橋站出來，說其中一些情節根本就不是他說的，也不是事實。還說他應當擁有此書的版權，權的單獨署名乃是侵權行為。為此李將權告上法庭，這導致兩個合作者對簿公堂。對於這樁民事訴訟，當日人們無論持有怎樣的看法，都沒有把毛澤東當成事件的中心。人們所關注的焦點是訴訟中的利益糾紛，即如當事人權延赤，也沒有在這中間看出什麼關乎宏旨的含義，衹是抱怨自己“總寫惹事的文章”，還說“寫政治書寫得太累”。
權延赤一邊抱怨一邊回到他的小屋裏繼續寫作。也就從這時開始，中國的情形變得複雜起來。新華社一位50來歲的記者，楊繼繩，把當日一股新興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濁浪”，說它“就如突然沖開閘門的洪水奔騰而出，一瀉千里，四野橫流，沖垮了精神大壩。權錢交易廣為泛濫，賣官鬻爵常有發生。光明正大的公務變成了私下的買賣，溫情脈脈的友誼變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錢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驅動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這叫做“大多數人被欺負得奄奄一息的‘現代化’”，還把“現代化”三個字打上了引號，說這樣的現代化“來了也白來”。他寫道：“有時我甚至想，與其這樣，不如再貧窮一點，那樣大多數人也不會被壞人氣成這樣。”這些事實證明，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懷念，似乎與徘徊在東歐的“妖霧”和“蒼蠅”無關，問題出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懷念，是由《紅太陽》的歌聲激勵起來的。一個36歲、戴著黑邊眼鏡的北京人，馬京軍，從這時候開始了他的收集毛澤東像章的歷程，直到8年以後，他已是北京市體委體育運動技術學校校長，家裏的毛澤東塑像，也有了6萬多枚，包括各種金屬、塑料和陶瓷為原料的頭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掛盤，以及一個掛鐘。那時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還有一個人和馬京軍齊名。他叫陳德，家裏收藏著6萬枚像章，還嫌少，曾經為了追尋一枚毛澤東的像章，從北京趕到瀋陽，從瀋陽趕到鞍山，從鞍山又趕回瀋陽。他說那像章是一個新疆的民間藝人在駱駝骨頭上用手工浮雕製成，實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罷休。
北京人把這種人叫做“發燒友”。如果可以這麼說，那麼讓他們“發燒”的是“毛澤東像”而不是毛澤東。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就如同“音響發燒友”感興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質地，而不是音樂本身。不過，“毛澤東熱”還是迅速彌漫著，那些直接和間接同毛澤東沾過一點邊兒的人，這時候都開始撰寫文章，回憶那些令人終生難忘的時刻。
書店裏面，寫毛澤東的書都放在最顯眼的地方。魏巍現在筆下的“最可愛的人”，不是志願軍戰士，而是毛澤東，或者說那些“最可愛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澤東。這位作家寫了《地球上的紅飄帶》。郝明麗，一個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東女孩兒，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是她在泰山上認識了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就嫁給了他。郭建設，一個一向善於觀察普通人的攝影者，現在開始細緻入微地尋找毛澤東的靈魂。在他拍攝的照片上，毛澤東的形象總是和芸芸眾生形成對照，異常鮮明，令你感受到世間凡人對於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個相當具體的場面：山村農舍裏，幾個孩子在讀書，頭頂上是毛澤東的半身像。照片說明是：“毛主席在照護著山娃娃。”
研究“毛澤東現象”也成了一個現象。那兩年曠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學埋頭讀書。這個眼睛深陷而顴骨凸出的小個子，是湖南湘鄉人、毛的同鄉。想來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來研究“毛澤東現象”。
形似毛澤東和神似毛澤東
在“發現毛澤東”的潮流中，電影導演們到處尋找長相像毛澤東的人。蘇聯人那些歌頌列寧和斯大林的電影給了他們靈感。他們一口氣拍出《巍巍崑崙》、《開國大典》、《毛澤東和他的兒子》、《毛澤東和他的鄉親》、《開天闢地》這些電影。還有一部更輝煌的電影《大決戰》，耗資巨大，規模空前。它所記述的“遼瀋”、“平津”和“淮海”三個戰役，構成了毛澤東軍事生涯的最輝煌的階段。
電影極盡渲染鋪張。有200多個有姓有名的演員，至於那些參加拍攝的無名者，累計有335萬人，涉及14個省、市、區的50多個縣市，此外還有12萬海軍、空軍和陸軍的官兵，還有33個師團的坦克、火炮、車輛、飛機和艦艇，還有軍事院校和武裝警察。《中流》雜誌的一個記者為此歡呼不已，說這些電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轟動效應’，在年青一代中，獲得空前成功”。那時候的電影院的確是毛澤東的天下，半數以上的電影與他有關。一個相貌和毛有幾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偉大”起來，甚至在銀幕下面也被當成“毛澤東”。他在體育場裏提高嗓音，學著毛的步態手勢和聲音，喊了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於是全場都激動起來，掌聲雷動。他到湖南去尋覓領袖風範，長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熱情擁戴，毛的鄉親們迎接他的到來，就像迎接毛澤東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見到李訥，李訥握著他的手久久不放，說那手很像她的父親。他在北京晉見黨的高級領導人，卻被請到中間座位，那位子過去一向是毛澤東的。
華僑們見到特型演員古月仿佛真見到了毛澤東。但是有一個人對此不以為然。“人家都說我像主席，化妝師說，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妝。”他這樣說。他是北京大興縣留民營村一個農民，叫張佔林，長相的確像毛澤東，喜歡穿中山裝，喜歡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遠矚放眼天下的樣子。所以方圓多少裏的人都知道這村裏出了一個“毛澤東”。這個“假毛澤東”在32年前見過真毛澤東，當場發現毛的揮手幅度不超過耳朵，端坐如鍾，落落大方。正是這次見面，讓張覺得他與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1米82，體重110公斤，我身高也是1米82，體重也是110公斤，就是腰圍比主席肥上兩寸。”
但是，無論是古月還是張佔林，都不能代替人們尋找毛澤東的真身的熱情。對於這一點，毛澤東的同鄉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
過去革命的年代裏，中國這塊土地上湧現出無數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聖地”，包括陝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岡山、貴州的遵義、河北的西柏坡、山西太行山深處一個叫五台的山溝，當然第一位的“聖地”就是湖南長沙韶山沖。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人如果有機會離家遠遊，要去的不是九寨溝，不是黃山，不是張家界，不是香格里拉，不是江南水鄉，不是“百萬人看上海”，不是東北的長白山天池，不是海南島的天涯海角，而是這些革命聖地。
毛澤東帶來多少商機
到了80年代，“革命聖地”被冷落而“旅遊勝地”走紅，現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至少有一個“聖地”重新輝煌起來，那就是韶山沖。一個小個子湖南人，文輝抗，長時間地擔任韶山管理局局長一職，“毛澤東故居”當然也在他的管轄內。此人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按照門票的銷售數量，逐年計算出參觀人數，一絲不苟。結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2500百人來到這裏，到了1991年，就有2850個人了，總計這兩年裏增加的人數，比整個80年代還要多。
大概就是在這時候，住在“毛澤東故居”旁邊的湯老太太花一塊七毛錢買來一袋子綠豆，由此開始了她的事業。她在自家門前煮了一大鍋綠豆稀飯，賣給來參觀的游客，一毛錢一碗，大受歡迎。於是湯老太太一發不可收，把“食粥攤”變成了“毛家菜館”。又過了一年，“毛家菜館”走出韶山走出農村，佔領了全國所有的大城市，有200多家——就像當年的毛澤東從這裏出發走向城市一樣。“毛家菜系”中，屬豆豉辣椒、紅燒肉、武昌魚和火焙魚最為經典，又以後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魚全都出自毛澤東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長及寸許，洗淨曬乾，以文火焙幹，然後放入竹筒，置於燃燒的蒿草上，煙熏火燎之後，再用油炒。看來湯家老太太是讀過權延赤的書了，因為這些菜幾乎都是那些書裏描述過的。遊人瞻仰毛澤東的故居，然後品嘗綠豆稀飯的清純和“毛家菜”的鮮辣肥膩，滿意而去。
“毛澤東熱”已經席捲全國了。
王震和鄧力群發了話
這一年，離毛的“百年誕辰”還有三年，離他的“十五週年忌日”也還有一年，實在不是什麼關鍵日子。憑空出來這麼一個熱潮，讓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過，有些人在忍氣吞聲多年之後，現在終於揚眉吐氣。權延赤肯定就有這種感覺，因為有兩個非同尋常的人站出來，維護他筆下的毛澤東的凡人形象，用權延赤自己的話說，是“出面講了公道話”。一個是國家副主席王震，他說他讀了權延赤的書後老淚縱橫。另外一個是鄧力群，他認定權延赤的書乃是“根據毛澤東同志周圍工作人員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盡不實的地方沒有什麼了不起，甚至由於利益之爭對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這些讀物，“在‘尋找’和‘發現’毛澤東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可抹殺的歷史作用”。
中國人對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於西方人對上帝的頂禮以及東方人對佛陀的敬畏。後者多少包含著某種信仰與自我淨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時候才格外強烈。它並不全都來自傳統的風尚和習俗，也是源於某種現實的功利主義。
對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隨著他的時代而輝煌，也隨著他的時代而逝去；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毛澤東是一個克敵制勝的武器，無論世事怎樣變幻，只須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戰鬥；有些人寧願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對任何人都有好處而沒有壞處的菩薩；還有些人則把毛澤東當作一棵“搖錢樹”。同毛澤東時代的萬眾一心不一樣，現在每個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繼承那逝去的時代。
這中間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崔健在《南泥灣》中肆無忌憚地摻雜自己的理解，把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襯衣，外面常常套著一件舊軍裝，偶爾也別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調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個巨大的血紅色的五角星，扯開沙啞的喉嚨，和著搖滾的旋律和電子打擊樂器的節奏，唱出《南泥灣》。歌詞還是那些歌詞，可是人們所熟悉的那種柔美婉約的味道全都變了，變得躁動、跳躍、瘋狂、激情四射。這又哪裏是“南泥灣”了，分明是個“百老匯”。年輕人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卻為之憤怒。這些憤怒者中最憤怒的一個，就是當年南泥灣大生產的領軍人物、後來的國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蹣跚，但這並不妨礙他痛斥那個奇裝異服、怪聲怪調的搖滾歌手。
王震和毛澤東是同時代人，對毛充滿了敬意，而且希望後人都能擁有和自己一樣的思想、價值觀念和感情，即使稍有變通，也衹能像權延赤那樣，說說“偉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偉大”。這樣的革命者絕對不能容忍崔健對那個時代的理解。
伴隨著“毛澤東熱”，也發生了一種現象，經過80年代末期經濟的委靡和政治的動蕩，原來跟著鄧小平走的人現在有不少動搖了。鄧小平本人倒是顯得挺超脫，他在度過了轟轟烈烈的80年代之後就堅決要求退休，並且獲得批准。在他之前，黨的高級領導人除非犯了嚴重錯誤，大都死在任內，像他這樣不肯接受最高領導的位子、又堅持退休的人，極為罕有，所以讓全中國的官員和百姓都感動了好一陣子。
可是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人，不論他多麼了不起，離開了權力，離開了勢力，離開了可以表現自己的舞台，就會被人疏遠，被人忘記。像鄧小平和毛澤東，遠離世間滾滾紅塵之後，還能被別人如此這般地說個沒完，實在不多。
（《變化——1990～2002年中國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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