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走了。圣诞假日最后一天早晨，打开邮箱，竟有五封邮件带来这同一噩耗。他的学生传来记录他最后几天的日记：“高老师今天精神很好，头发也整整齐齐，也许是便血之后，高热退掉了，肚子也没有原来疼了，人反而精神。我在高老师旁边，轻声读圣严法师《智慧100》中解法句经的一小则文字，经文曰：无乐小乐、小辩小慧，观求大者，乃获大安。我对高老师说，高老师一直持大历史观，注意历史的延续性，从大处着眼看透历史，难怪内心比一般的人要安静坚强得多，是有大智慧的人，正所谓‘乃获大安’。高老师躺在那里笑了。”
高华在这个与他的研究工作极为相关的日子--12月26日去世，让人感慨。他1954年出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做过八年工人，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此后便留校任教。他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八次印刷，2011年还出了简体字版。他的研究完全取材于公开出版的资料，众多学者公认，这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反思的一项重大成果。
正如该书封底的提要所概括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这是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也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滥觞。”而高华此书，借他在前言里面的说法，志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埃，将延安整风运动的真貌显现出来，在官修的历史之外，提供另一种历史叙述和解释”。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之作，学者陈彦曾撰文称，“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来收集、考辨各种残缺不全的档案材料和零散的个人回忆，他善于从大量点滴事实中捕捉其间的内在联系，他的每一重要论据都有来源引证？？这种严肃、实证的学风为此书奠定了信史的基础，而这也正是其力量所在。”
2010年1月，高华的史学随笔集《革命年代》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撰写的35篇有关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高华认为，如果只是把握历史细节，最多只是个史料专家，而探索历史后面的思想，建立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更有意义的追求。但显而易见，他对历史的通达，他对资料的把握，他的天赋和努力，缺一不可。那年，海外出版了一本讲述一位领导人物最后几年的书。我请教他对此人的看法，他答，此人臣服于他的上司。如果上司认为某人好到70分，他按80分来利用；上司觉得坏到70分，他会以坏到100分来对待。对历史人物的剖析别具一格，是高华的特长。
和高华聊天就像与历史对话，不明白他如何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每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将每个历史人物还原，并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一次他在我书架上看到一位朋友父亲的诗集，说，此人在山东某县做官时，给共产党捐了多少大洋，后来如何如何。这些情节，此书并无记载，都是高华储存在大脑中用之不竭的历史素材。
2006年高华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访问教授期间，参加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频频举办的午餐研讨会。如果题目涉及民国以还的历史，坐在听众席上的高华会提出问题和评论，知识不亚于台上讲者，见解则往往更胜一筹。有一次，一位研究福建“文革”时期农民造反派的学者来演讲，高华与她对话，列举农民造反派几个“战斗队”，语惊四座。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十分照顾讲者的反应，态度谦卑，善于肯定别人。
高华在南京大学十分“卖座”，还因为他是出色的讲者。他能将研究和演说能力集于一身，如同会写剧本也会演戏。开夜课，南大政治、哲学、法律等系的学生，外校的理工文科，从学飞机设计到学服装设计的各色人物，都有来南大串堂听课的。我最后一次听高华演讲，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岸三地历史学家聚一堂。高华没有半点病容，一贯地抑扬顿挫有节，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大概由于多年教学的习惯，重要的字句他会重复一次。会后，台湾学者陈永发感叹道：大家就是大家。
高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研究经费。他白天看书、构思，晚上写作，为了不影响入睡的妻儿，每天坐在厨房的一张小桌子前奋笔疾书。桌上不放参考资料或笔记，他说，“这样避免抄任何人的思想或文字”。没暖气，窗不严，一件军用棉大衣，抵御不了南京冬夜的寒风。深深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就像舞台上进入角色的演员，凛冽寒意被排在感官之外，身体则吃不消。几个冬天，高华均感冒不愈，之后心脏受损，之后肝脏受损。
他在书出版前，受邀请到香港来，顺便做最后校对。要不是约他周末去行山，他说爬高坡走远路不行，谁也看不出他的健康有问题。两年前，他已病入膏肓，香港一位治疗肝癌的医生见到他说，旁人看到我们俩，一定以为我是病人，你是医生。
高华太不像病人了。他对待疾病冷静镇定，就像对他的历史研究。肝癌病人平均寿命六个月，但高华这个历程艰难的“项目”延续了将近五年，令医生惊讶赞叹。平日打电话如果聊到病情、治疗方案，末了，他经常会问：“你看，我是不是很平静？”“对，你完全像是和我讨论学术问题。”
2010年深秋，高华在上海做手术，切除近一半肝脏。 回到南京，写成1.6万字的长文，题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且评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且谈历史。文中说，“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这本书“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这其实是高华自己做学问的态度，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
过去两年中，高华接受了几次访问，最后一次是对《中国改革》记者刘芳的长谈。高华以革命话语为线索，将纷杂、生动的历史事实串起来，清晰地展现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分析了党派之争中，武力与计谋外决定胜负的民心归依的可悲的事实，即渴望变革的知识分子如何掉进乌托邦的陷阱，然后不由自主充当了欺骗大众的角色。他自自然然地将无数历史细节信手拈来，将观点分解在冷静客观的学术论证之中，思维如此精妙，哪有一点病人的影子？
去世前一周，高华开始便血，他调侃地对太太小刘讲史，叙述孙中山抵北京后，在医院连续出血好几天，有天突然不出血了，部下都很高兴，其实是大崩溃的前兆。六天之后，又大出血，溘然逝世。一贯与他驳嘴的小刘说，“你怎么读历史其他不好好看，却记住这一段呢？”“我也不是特意看的，不过顺便眼睛扫到了。”学生日记里说，“很是佩服高老师的镇定和超然，虽然便血不止，到第六次的时候，还在与儿子高欣和我开玩笑：‘又来了，又来了，还来势汹汹？？呵呵！’他精神很好，一边在床上便血，还一边就正在播出的《新亮剑》和我们讨论东北战役国军的失败，陈辞修的清廉和迂腐。”
两周前，高华家属几次接到病危通知，他特意不让告诉朋友。我心里明白，打电话讲讲八卦新闻。有时打电话到医院，高华身边常常有他的学生，许多特意从外地回到南京来陪伴他，有的十多二十年前就毕业了。高华对我最后的嘱托，是替他一个刚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留意工作。他的学生周孜正在日记提到：“聊天到6时许，高华催我们回去？？在南京-无锡的火车上，我总是在想着这18年来那些往事，和高老师一起去买书、看电影、听讲座，历历在目，心情沉重，不能平复。”
有人预言：高华离去，未来一年，对他的思想的整理必然形成气候。这件事，只能指望这些多年追随他的学生去完成。有人致敬：高华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历史真相的追求者，他的精神永存。在海外中国学术研究的网上平台C-Pol上，有教授发布消息说：中国最伟大的一位社会科学家高华逝世。
高华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孝顺父母，关心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生。所有高尚的理想、理念都须由个人的具体行为、点点滴滴去检验，去分辨真伪。高华不是完人，他性急，为人与行文有时过于谨慎（其他缺点得由他太太补充）。有朋友道，高华的学术成就可谓立言立功，而他对待疾病的超强意志和冷静，立大德也。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助理主任）
作者:熊景明，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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