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没这么说。你硬说有，查给我看！”

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10）

作者：章立凡


十、公民权利，算数也无？

孔夫子说：“士可杀，不可辱”，但自五十年代以来，有人却专门以侮辱知识分子为快事，特别是那些过去忽视过自己的“大知识分子”。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鼓励“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就是这个道理。到了“文革”的年代，更形成一种社会变态心理，就是喜欢挫辱名人、师长，或是曾经比自己地位高、成就大的人。

搬到呼家楼后不久，当时煤气未通，煤铺又只管送蜂窝煤，不管送引火的炭块。于是只好自己去买。父亲和我用一只人造革提包装上十块炭，各拉一边提着回家，一路上有小孩追着喊：“大右派！大右派！”还丢来石子，我感到深受侮辱，父亲却处之泰然，说小孩子不懂事，随他去吧。

但是对成年人，父亲却不肯宽容。有一次，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年轻警察，听说他辖区内住着一个“大右派”，便找上门来教训父亲，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警察：“我警告你章乃器，在我的管片里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
父亲：“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

警察：“毛主席教导，对‘地、富、反、坏、右’要实行专政。”

父亲（递上“小红书”）：“毛主席没这么说。你硬说有，查给我看！”（小警察翻到《毛主席语录》第37页，上面只写了“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没有“右派”字样）

警察：“……”
父亲：“怎么样？毛主席没有说吧？”
警察（恼极）：“你敢到街上去，在群众中跟我辩论吗？！”
父亲：“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警察：“什么要求？”
父亲：“你穿我的衣服，我穿你的衣服。”
警察：“……”

过了这么多年，回忆起这段趣事，我总会想象一下留长髯的父亲穿起警服的滑稽模样，忍不住要大笑。

但有权的人是得罪不起的，哪怕他只有芝麻大的权力。父亲调侃小警察后不久，当地街道通知他去开会，到了会场才知道是批斗会，他和一些“黑五类”分子一起被斗。父亲不服，声称自己是有公民权的，不能被人随意批斗。回家后，他愤愤不平地说：“我要去中南海见周总理，当年（1957年）他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亲口对我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行动也完全是自由的。现在我要问问他，这话还算不算数？”

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不料父亲穿上大衣真要去，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认定了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本来要回郊外的学校，一路上北风呼啸，走到半路越想越担心，毕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又是去那种地方……于是登上公共汽车进了城，在北海前门附近下了车，绕着中南海转了大半个圈，不见父亲的踪影，眼看天色渐暗，心乱如麻，又折回呼家楼。快到家的时候，瞥见窗内一灯如豆（那时还住在一层），心中石头方才落地。进门问起究竟，父亲叹了一口气：“铁桶江山，进不去！”便没有再说别的话。昏暗的灯光下，父子默然相对，良久无语……

父亲与中共算得上患难之交。周公在重庆时，不时到家中与父亲讨论中国的民主前途；1949年后一同共事，父亲也是中南海的座上客。现在想见老朋友一面，要求信守当年的诺言，却已是咫尺天涯，宫门似海……

在那段将阶级斗争作为“一抓就灵”的万应灵丹的荒唐岁月，一切都会与政治挂钩。父亲在1971年给周的信中（我在后面还会引用），谈到过两个事例：

1.有一个工厂的军方代表，在对厂内职工讲话时，竟指责我每晨去日坛公园锻炼身体，是企图“东山再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2.有一个军方人员在附近的工厂礼堂对居民讲话，说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如敢乱说乱动，要在战争爆发的前夕给以集体处决。他估计战争是不久便要爆发的。他所指的乱说乱动，当然包括向上反映情况，而且这还是着重点。

父亲争公民权的事，还不止这一次。后来曾听母亲说起，父亲每天清早到日坛公园练功，并与一些老拳友切磋技艺。有次一位青年上前向他求教，却被几名便衣一拥而上带走了，父亲为此很不平，说年轻人学点拳艺有什么错？!尼克松访华那年，街道和派出所如临大敌，从楼梯到大门口都安排了人，不许他下楼。父亲又与他们争辩起来：“尼克松访华，不能影响公民的正常生活！我有公民权，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给我的权利！”

在那连主政者都主张“无法无天”的年代，这种争辩当然不会有结果。尼克松也不会知道，他的“破冰之旅”曾经影响了多少中国百姓的正常生活，致使一位七十五岁的老人向中国的基层执法部门主张公民权。直到今天，每当我望见国宾政要的车队在清空的车道上呼啸而过，总会想起父亲所要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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