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真相》﹙以下简称《真相》﹚推出以后，曾得到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的批评与赞许、证实与证伪。去年旅美期间，笔者有幸于繁忙的旅游安排中接触到一些资料，并读到该书全篇，觉得虽然许多质疑者的论点均有道理，但该书的大多数描述中共高层运作的资料，恐怕是迄今为止可以见到的、距离信息源最近的资料之一无疑。因此，该书的出版，应该是“八九─六四”研究事业的一大盛事。
对于整个研究事业来说，它的明显功劳，在于对过去一些“坊间传闻”的证实，对于不实谣传的澄清。在我看来，科学研究的过程犹如用“天平”秤事──天平一端的秤盘里放置“假说”，天平另一端的秤盘放置“证实”。每一个研究者总是先把得来的最初资料──经过整理──放在“假说”盘里，然后再搜集其他证据放入“证实”盘中。如果“证实”的一端不够分量，假说不能完全被证实，这项研究就不能算完成。如果“证实”的一端超出“假说”的分量，那么，就需要修改“假说”，直到天平实现平衡。根据一定的信息提出假说是容易的，但没有被证实之前，它并不被赋予真正的价值。虽然出自不同渠道的“坊间传闻”也可以互相证实或证伪，但毕竟越近信息源的“证实”越可靠。《真相》对于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此。
然而，正如笔者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采访时所谈到的，史书的“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有时是矛盾的。当你怀抱为某种派别或利益集团“澄清历史真相”的目的而工作时，你很可能不自觉地掩盖了另一些真相，而只有当所有这些真相都揭示无遗时，读者才有可能接触到名副其实的真相。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试图揭示被《真相》忽略或不自觉地掩盖了的那些真相。
一、从《八九民运史》的失误之点开始的探索
《真相》对于笔者作于1994年的《八九民运史》中的一些史实陈述，是起到了修正作用的。其中最显著者，在于它肯定了执行“六四”清场的部队不是27军，而是38军。在1996年，笔者的朋友曾提出过类似问题，1997年《北京之春》登载的一篇关于38军的文章也谈到这一点，但当时笔者无法断定这些“说法”的“权威性”，因此未发表过任何更正的声明。
在《八九民运史》第八章“六月腥风”中，笔者曾误将38军政委说成27军政委。回想当年写作时，之所以会采取此说，是因为在该书脱稿之前，尚无文字与可信渠道的消息确认这支开进部队的归属。笔者当时依据的仅仅是：
1、“38军抗命、军长被捕”的消息；
2、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9月18日“英模报告会”上，27军副政委的报告﹙见《八九民运史》附录﹚；
3、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有关文章提供的信息。
──在这些信息中，上述“英模报告”公开了部队的番号，开进路线、包含兵种情况，并讲述了27军捣毁纪念碑下“高自联”指挥部的情节。在军史方面，它拥有参与“老山战斗”的经历。而在《戒严一日》中，现在已知是38军政委的文章，当时并未公布部队番号，但在上述开进路线和军史叙述方面显示出与前者的重合。另外，还有当时显然是最接近信息源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也公开持有27军开进长安街的说法。
而《真相》明确指出：“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38集团军，是6月3日承担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最重要的一支部队。可以说，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基本上是由这支部队完成的。”笔者相信，《真相》的作者如无确实根据，是不会作如此明确的“澄清”的。在此，笔者应该向读者致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八九民运史》的有关提法作出更正。
然而就在《八九民运史》失误的地方，笔者发现了《真相》的一个“缺陷”。
作为一本晚出六年的、距信息源最近、具有“权威性”的史料性著作，它至少应该在内容上涵盖前人已经得到确证的材料，如上述27军已经公开承认担任捣毁“高自联”指挥部角色的内容，如《戒严一日》已经披露的15军参与清场与38军会师广场的内容。﹙见《戒严一日》上集，第190～199页﹚但是，笔者在该书的相关章节中，不仅没有求得这方面的“证实”，相反，笔者发现，除38军执行清场任务这一事实外，所有参加执行6月3日至4日戒严部队的开进资料均告阙如！
与这一大“空挡”相比，它对各地的、民运的、外电的材料，高层老人之间的对话材料的堆积和铺陈，则有“不厌其详”﹙当然也有明显的省略﹚之嫌。在那些“不厌其详”的“堆积”中，《真相》作者也慷慨地引用了不少群众对27军“误会”的材料。例如：
“石家庄：凌晨，约三千多名学生、市民冲击27军军部，呼喊‘27军刽子手’、‘27军镇压人民’、‘27军杀死老人、学生和孩子’等口号。零时，冲击27军军部大门。
石家庄：有三百多名学生、群众包围在27军军部门口，其中七人静坐。27军政治部负责人向省委报告：现在谣传27军是镇压北京学生和人民的骨干，他们非常不安。现在27军的军人家属非常担心。一是担心‘在外边的人会不会受伤’，执行戒严任务的时间会不会很长；二是担心自己在地方工作开始受‘白眼’，担心有人抓住他们当人质，甚至子女受到伤害。请求地方政府做市民的工作……”
──笔者相信，《真相》作者是掌握有关于27军的更多材料的，但既然如此，它为什么偏偏要略去27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这一公开的重要的环节呢？这只能让人认为，作者或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史料”采取了“有详有略”的处理方法。
作者或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仅仅是“还历史与真相”，还是对27军的处境有特殊的同情？抑或是为了把没有了军长的38军推向前台，去面对历史的审判，或为“六四”问题“圆满解决”铺平道路？──对此，在没有更进一步资料证实的情况下，不便作出判断。本人关心的也并非这些问题。因为，本人认为，无论是38军还是27军，在六四事件中，充当的都是“工具”的角色。不能加之于27军亲属的“误会”，同样也不能加之于38军及其亲属。笔者相信，当今人们的觉悟，也不会容忍把38军作为“替罪羊”之类的安排以换取一桩历史公案的了结。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显然，“不厌其详”的堆积，并不能满足有心的研究者探求“完整的”六四真相的愿望：一个没有军队详细动态的报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六四”的真相呢？笔者的著作也没有，但笔者写的是“八九民运史”，而不是“六四真相”。如果前者的责任是在揭示“学运─民运”的起仆线索的话，后者的责任显然应是揭示“戒严─镇压”的推进过程。而正是《真相》在军事问题上的某种隐讳，使笔者意识到，这正是揭开“六四真相”之谜的关键所在：
──如果没有那么多军队参加，会有令世界震惊、令历史沉重的“六四事件”吗？
──邓小平为什么会调动如此之多的军队，来干预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抗议？
二、根据民间资料编织的军事图景
为了对付八九民运，中国政府到底动用了多少军队？这显然是揭开“六四”之谜的第一道难题。只有通过了这道难题，我们才能够进一步问“为什么要动用如此多的军队”进而接近事情的真相。
在一个军队事务仍属机密的社会里，作为普通研究者，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它的准确的资料和数据。关于参加戒严的部队总人数，迄今为止，有说是23万的，也有说是25万的。报数最多的一文，是1989年七月号《明报》载文《党指挥枪？枪指挥党？──谜一样的人民子弟兵》，说：“这次奉戒严令进京的，有来自全国七大军区的军队，达35万人之众。他们大多出自作为军队‘精锐’的野战部队；军兵种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空降部队、导弹部队。其中27军、38军、39军、24军均为经过合成改造的现代化集团军。参加人数最多的27军和38军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根据官方的报道，邓小平1989年6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公开人数是“百余人”。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作为依据和参考的资料还有：
其一，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
其二，是《八九民运史》附录──27军副政委所作的“英模报告”；
其三，是64memo上刊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军路线──1989年6月3日至4日》﹙以下简称《进军路线》﹚
其四，多维网“大家论坛”上刊载的《27军在“六四”》﹙以下简称《27军》﹚和《38军在“六四”》﹙以下简称《38军》﹚
在这些资料中，《进军路线》相当集中地描述了军队在“六四”镇压中调配情况，滋录于此，以便比照分析：
“38军 由西向东 该军112师、113师10800人在代军长张美远﹙少将﹚、政委王福义﹙少将﹚率领下，于6月3日晚8点从万寿路一带的军队大院和丰台西仓库出发，经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西单，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39军 由东向西 该军115师、116师在军长傅秉耀﹙少将﹚率领下于6月3日晚8点沿八王坟、建国门、北京站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40军 由东北向西南 该军118师、119师在军长吴家民﹙少将﹚率领下，于6月3日下午3点35分从首都机场出发，沿京顺路、机场路、太阳宫、三元桥，向东直门开进。
23军 由北向南 该军在副军长刘书明﹙大校﹚、政委张传苗﹙少将﹚率领下，从沙河机场出发，沿马甸桥、清河镇、和平街北口向德胜门开进。
15军 由南向北 该军43旅、44旅在副军长左印生﹙大校﹚、副政委田瑞昌﹙大校﹚率领下，于6月3日下午5点从南苑机场出发，沿南苑路，经木樨园、永定门、前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54军 由西南向东北 该军127师在副政委张kun﹙少将﹚、师长钟声琴﹙大校﹚率领下，于6月3日晚9点50分从丰台出发，沿六里桥、广安门、菜市口、虎坊桥、南新华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27军和65军则已经于6月3日前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人民大会堂。
28军 该军82师、85师6月4日白天仍被北京市民堵截在木樨地一带。
63军 该军188师在军长齐连运﹙少将﹚、政委曲继宁﹙少将﹚率领下与6月3日晚10点半，沿38军的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经过笔者核对，这一资料所提到的人名、路线与开进方式，全部可以在《戒严一日》中得到应证。
在《38军》一文中，涉及到六四时期军队调动的内容有：
“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有15军、20军、24军、27军、26军、28军、38军、39军、40军、54军、63军、65军和67军”
──综合上述两文，此次戒严动用的部队，报数最多的是14个军﹙包含N个集团军﹚。其中《38军》一文只有13个，缺少《进军路线》中所说的23军。而《进军路线》中提到24军却暂缺其进军路线。它们与上述《明报》文章中提到的部队番号也可以互相应证。如果这两篇文章不是出于同一作者，那么，它们所提供的这个数字可以作为“六四”在动用军队方面的参考基数。
经过笔者搜索，《进军路线》告阙的资料，或许可以从如下线索得到补充。根据《戒严一日》：
1、在《将军被围记》中，记述了5月20日从西山出发，在北京城西八角村被围困的某集团军动向。该军的军长是臧文清，政委是曹和庆。在1989年6月6日戒严部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工也介绍了这一情况。﹙见《戒严一日》上集，第26─31页﹚
2、在《敞篷军列抢运兵》中，记述了5月21日北京铁路分局“军代处”将北京开往大同的1417次“空敞车”的30节车厢扣留在怀来的沙城站，并把车辆送至部队的“装载地点”。此后，这次被命名为“平24”的列车，“不起货票，不挂守车，不派转运车长”，“一路绿灯”于次日早晨6时13分到达北京站。﹙见《戒严一日》下集，第4─5页﹚
3、在《一篇新闻稿》中，记述了一个来自“辽东大山里的军营”军官的记录：5月22日凌晨1时，该趟不知从何地出发、载有至少一个团的军列，受阻于河北安迁车站﹙见《戒严一日》下集，第6─7页﹚
──这些资料，也许与上述资料所述部队重合。但专业研究者不难通过类似途径补足缺如。
此外，据《38军》所述：调配这些军队，牵扯到三个大军区的兵员，它们“主要来自”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此外还有“其他军区”。在整个戒严过程中，起配合作用。从参与的兵种来看，据《戒严一日》：它们包括坦克与装甲部队、榴炮与高炮部队、工兵与通信部队，还有侦察兵和空军……这些叙述，基本印证了上述《明报》文章的说法。在《真相》的下面文字中也可得到印证：
“……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有关集团军迅速收拢部队，进行思想动员。在向北京开进中，各部队采取佯动迂回、隐蔽前进、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先遣部队第27集团军、第38集团军、第39集团军、第63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已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准时开到北京城区，基本到达预定目的地，为进行戒严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参加了所谓“平暴”过程的，还有北京的武警部队和头戴防护面具、手持玻璃钢盾牌和电警棍的防暴警察。
──这些资料，可以大致画出1989年参与“六四”镇压的军队调集情况。（未完待续）
作者：陈小雅，《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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