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值勤”到“镇压”──军事作用升级的三部曲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这些军队进入北京是分三个梯级实现的：
第一个梯级，是4月22日──5月5日，即军队进京值勤时期。
这个时期以4月20日“新华门事件”为肇端。根据《38军》的记载：4月20日凌晨“发生了‘新华门事件’。中共中央军委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遂于4月22日，将38集团军第112师﹙欠336团﹚、坦克第6师﹙欠炮兵团﹚、工兵团、通信团，共8986人、409台汽车首次调赴北京。在此期间38军协助首都公安、武警完成了维护首都秩序，保护胡耀邦总书记的灵车安全进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务。”根据《真相》记载，这一调兵行动的“报告由杨尚昆签发，赵紫阳圈阅。”也是请示过邓小平的。
至于中央军委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决定的过程如何，我们原指望从《真相》一书得到更多的启示，但是《真相》并没有提供我们解开“军队介入”这个关键的环节。
──这是军队进京迈上“第一个梯级”的第一步。下面是第二步：
《38军》说，“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运进一步扩大。38集团军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6师、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5100人、234台汽车进京，担任了警卫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这个“制止动乱预备队”是根据什么命令成立的？《38军》没有说，《真相》一书则作了如下记载：
“为了对付这次游行﹙指4·27游行──陈注﹚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4月27日至5月5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由于4·27学生游行秩序井然，38军执行任务的部队基本没有介入。”
该书还记载了游行队伍报道的，38军“一个师”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这样一条信息，并未作出更正。
在此处《真相》所报38军抽调的部队与《38军》的记载一致，但数目要大大小于《38军》，但它告诉了我们那个“制止动乱预备队”的来历。而这个“预备队”显然就是后来担任“镇压主力”的38军被绑上“战车”的开始。
第二个梯级，是5月19日─5月22日，即军队正式执行“戒严令”时期。
这个阶段起始于5月17日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有杨尚昆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以两票赞成，两票弃权﹙其中一位“服从组织决定”；另一位“保留个人看法”﹚，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戒严”的决定。据《38军》记载，第二天﹙18日﹚下午，杨尚昆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为北京市区的戒严进行兵力部署。会议决定以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戒严的主要任务，其它军区配合，成立了戒严部队指挥部。当天晚上，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向杨尚昆紧急报告，38军军长徐勤先表示不能执行戒严命令。杨指示周衣冰立即前往38军驻地保定，亲自处理。
5月19日，赵紫阳以病假为名拒绝出席向党政军干部宣布戒严的大会。由于开会前得悉戒严情况被泄露，为预防不测，原定由5月21日零时开始实施的戒严时间提前到5月20日上午十时实施。
此后便发生了举世皆知的、遍及华北地区的人民“反戒严运动”及全国性的“抗议戒严活动”。19日晨，38军第112师、113师、坦克第6师、炮兵旅、工兵团、通信团的15099人、851台汽车、213辆装甲车和33辆坦克及坦克抢救牵引车从保定出发向北京开进。其中6700余人进入五棵松至军事博物馆一带的军队大院，其余分别被阻于大井村、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桥﹙《38军》﹚；27军19日上午8时从石家庄出发，在分四路开往北京途中，分别在保定、丰台、大兴和八宝山一带受阻，21日，他们接到暂不进城，在郊区待命的命令。5月20日，奉命进入《人民日报》警卫目标的某部，从北京东面的通县出发，被阻于朝阳区大北窑返回营地，改走顺义县李桥乡、管庄，从稻田蛰入292医院。5月20日，从西山出发，以天安门为目标的某集团军被阻于古城。济南军区的部队则因锦州发生学生“卧轨”事件受阻……除少数需要进入特定警卫目标，如火车站、电报、电视大楼的部队，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达到目的外，大部分受阻军队暂停执行戒严任务，从22日至6月2日起，按由远而近、由外向里、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则，将被围部队逐步调整到有利位置。与此同时，奉命开展了一场“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大学生的教育活动”。
第三个梯级，是6月3日─6月4日，即军队开进“平暴”的过程。
从5月22日到6月2日，这“漫长”的十天已经把北京学生运动的意志与激情几乎消磨殆尽，民运除了“等待镇压”以外，几乎失去明确目标。
而在军队一方，则对未来的行动作好了充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通过一段时间的渗透，他们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布好了一张大网──据《真相》和《戒严一日》记载，戒严部队此时已进驻了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等大院；他们不仅对全北京每日的人流和活动规律进行了探测，对天安门广场和纪念碑进行了侦察，还针对可能出现的集会、围堵、枪杀、爆炸、纵火、放毒及自然灾害等情况，制定了周密的警戒防卫方案；各军、师、旅、团紧扣执行任务的特点，组织了三十二次较大规模的演练，拟制了十二套处置突发事件的方案。
与此同时，在政府一方则作好了政治上的准备：按部就班地取得了中顾委及政治老人的一致、各省和各大军区的表态；与历次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一样，给民主党派打了招呼。更重要的是，5月27日，取得了人大委员长万里的书面表态。5月28日，在中共元老确定了新一任的接班人，确定即将召开新一届中共中央全会的同时，也确定了即将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的计划。6月2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终于作出当晚“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的决定。当天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命令于6月3日零时一部份尚在郊外的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警戒目标开进。
此后，各路部队在各自行军路上都遭到北京市民的阻拦，尽管远不如戒严初期所遇到的阻拦严重，但部队却前进缓慢。针对这种情况，3日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洪学智、刘华清、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以及各军军长开会，就部队难以前进进行紧急磋商，并命令：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不得延误时间；部队开进途中，如遇阻拦，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当日下午5时许，38军政委王福义接到这个命令，以及该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开进广场的任务。6月4日凌晨1时30分到达广场，4时30分，开始清场。于6月2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27军四个连205人组成的一个特缉分队，在侦察参谋赵勇明带领下，于凌晨1时30分领受了捣毁纪念碑下“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他们于4时25分出发，在广场闭灯的那一刻，到达出发地点，并于西、北、南三面突入纪念碑下的人群，完成了其实除人肉屏障外，并无抵抗的“夺取”任务。﹙据该队成员说，他们的任务中原有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这一项，但根据事态进展，恐怕“节外生枝”，他们放弃了这一行动。可见这个“特缉队”的权力是很大的。见《戒严一日》下集，第216页﹚由南面进入广场的15军，则按戒严指挥部安排，把守从纪念碑东南角到前门大街的出口，于4时30分“自南往北向广场中央开进”，5时30分与由北向南开进的38军“会师”，﹙见《戒严一日》上集，第189、199页；下集，第213页﹚从而基本结束了整个“清场”过程。
四、对邓小平恐惧的探索
通观以上军队由执行“值勤”任务到充当“镇压”工具的整个过程，我们得到两点启示：
其一，是十余年来纠结在人们心头的所谓“开枪”问题，实际上是在镇压前夜的6月3日，在一个清场时间限制的压迫下，由一个既含糊又明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允诺带来的。──这一真相的澄清，在某种程度上拂逆了“激进舆论”的感情，但却是《真相》为“八九─六四”研究作出的一个最大的，别无替代的贡献！它的重要性在于使我们看到，所谓“六四”镇压的关键，并不在于“开枪”命令的发布，而在于一个“渐进过程”的“转折点”。
其二，耐心的读者从上述简单的陈述中肯定已经嗅出了某种异于寻常的气味：在部队调配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一种“双备份”的考虑。如：安排天安门广场清场的部队，是两个主力军──38与15军﹙中间还夹著27军的一个“特缉队”﹚；驻守大会堂是两个军；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两条路线开进，都是各为两个军。在38军到达广场之前，安排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公安部大院、历史博物馆和大会堂的军队早已对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包围圈。而在他们的外围，还有空军和高炮部队。整个38军的进军，如同被“请君入瓮”──连后路都被封死，因为紧随其后，还有63军的一个师“督后”。这些现象，使得整个围绕广场的“清场”活动，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小心谨慎的忠诚测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时38军的将帅真的接受了某些民运人士提出的“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会师”的话，他们将立即被一同埋葬在这个帝国的中心！
到此，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国之重器，不轻以示人”，邓小平顾虑的到底是什么？解开了这个结，也就解开了军队由“值勤”到充当镇压工具的“转折点”。
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在上述三个梯级的递进关系中，第二个梯级是整个事情发展的关键。而第一个梯级也并非无关紧要。
如前所述，这第一个梯级的第一步，是由“新华门事件”迈出的。但胡耀邦追悼会后，似有缩回这一步的迹象。而真正登上第一个梯级的一步，是邓小平的4·25讲话。
在公开的信息中，我们只知道，邓小平讲话的结果，是在4月26日发表了那篇使学运“升级”的“4·26社论”和与学生的对话，但不知道高层在幕后到底做了什么。六四后，不少文章说，在戒严以前，邓小平有一个会见各大军区、集团军首长的动作。香港《争鸣》杂志1998年6月号《邓小平“六四”言行录》上说，这个会见的时间在5月8日至12日，地点在武汉。较早出版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说时间在5月19日至23日，地点也在武汉。这两说的时间虽然不一致，但所述会见地点均在武汉，时间跨度均为5天，这一“巧合”似可以给这件事以某种程度的“证实”作用。
在《真相》一书中，没有记述邓小平的这一动作，但是它没有记载从4月25日以后，直到5月11日这段时间邓小平去向的文字，而自5月11日后，根据它记述的邓小平的每日活动日程，邓在此期间似无离开北京的迹象。如果《真相》的时间报道是可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设定，在4月底与5月上旬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不在北京。从5月11日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情况的内容看，邓小平的确有可能一段时间不在北京。那么，邓小平这段时间去了哪里？根据《镜报》月刊1989年6月号刊载的《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和罗点点的《流血的改革》的报道，我们可以设定他去了北戴河。而陈一咨《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中说：“5月8日，邓小平开始召见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部署调兵。”我们大致可以设定，邓小平确有一个和各大军区与兵种首长会见的情节，地点也许在武汉，也许在北戴河。如果这个情节是存在的，那么，不仅38军是不被信任的，连杨尚昆本人也是被提防的。至于邓小平这些会见的性质，综合各种信息来看，与其说是“调兵”，毋宁说是“打招呼”或“摸底”，更加确切。有了这个“底”，他才会回北京坐镇，而没有后顾之忧。
以后的事态证明，第二个梯级的出现，显然早已超越了“军民”这一对矛盾的存在，而是更加侧重了“党军”和“军军”两对更加棘手的矛盾。
从《真相》记载的5月11日，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私人谈话，我们可以看出事情这一阶段的情况。
那一天，是邓小平主动提出了“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这一问题。杨向邓谈了自己的看法后，又透露赵紫阳私下对他谈的修改“四二六”社论对学运定性的想法。邓小平随即又问：“常委中别人的意见呢？”杨尚昆说：“他的这个看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来过。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于是，邓小平提出：“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这时，杨把话题转到“戈尔巴乔夫过几天就来了”的问题上。但最后，邓又回到“学潮”问题，并询问了“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在得到杨的有把握的回答后，邓小平最后对杨尚昆说：“赵紫阳、你、我，我们三人认真谈一谈。”
通观这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决定在“用兵”问题上“再上一个台阶”是由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不满开始的。从杨尚昆那里，他摸清了赵的真实用意和常委态度后，开始考虑“用兵”问题。但此时，对“学潮”﹙这是邓私下讲话中采用的调子﹚尚未确定镇压方针。
经过这次“邓杨交底”，我们只需看看5月16至5月19日发生的几件大事的要点，便能清楚了解这“第二个梯级”是如何上去的：
5月16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公开中共高层决策内幕。会后，赵紫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提出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全体青年军官致信广场学生，表示坚决支持民主运动。
5月17日，播发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劝学生停止绝食，承诺不搞“秋后算帐”的“书面讲话”。赵紫阳率政治局常委向邓小平汇报。李鹏、姚依林提出赵在在“四二六”社论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亚行讲话与社论声音不一致的问题。邓向赵提出亚行讲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再次重申以社论口径为最后底线“不能退”，并说“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并建议政治局考虑戒严问题。赵表示，对邓的方针难以执行。天安门广场出现“结束老人政治”、“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5月18日晨，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份军官致中央军委的信。信中提出决不要镇压学生；敦促政府领导与学生对话；促进军队改革，削减军费等要求。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无果。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被捕。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看望学生，发表告别讲话。
根据陈一咨《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5月15日到18日，“首先提出不赞成动用军队的，是人大常委会三个军内副委员长。离休的八百多个将军中，有五百多个将军都明确表示反对动用军队镇压。”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暴露了“党军矛盾”，还暴露出另一个在“邓杨交底”时被掩盖起来的“军军矛盾”。这两个矛盾，无疑是主宰邓小平思维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我们从其后的四件事中也可得到应证：
第一件，是5月21日，尚在“病休”中的赵紫阳命中办机要局急电在加拿大访问的万里，结束访问后立即回国。邓小平闻讯后立即要中办、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特急电通知万里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即行回国，先到上海，由江泽民通报北京的有关情况后再回京。5月22日，赵紫阳“病休”结束前往正常上班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架空”了。
第二件，是戒严以后，为“以防万一”，在中南海以及未入住中南海的元老们的住宅，警力都比原先加强一倍，都架设了轻机枪，备放了扎车胎的带刺钢板。中南海的新华门内侧沿南海和瀛台一带都部署了部队。杨尚昆经李鹏劝说，“从工作大局出发”，与李鹏们一道搬进了中南海。而当杨尚昆劝邓小平是否也到中南海“避一避”时，邓小平说：“我哪儿也不去！”
第三件，是5月24日杨尚昆在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据《真相》称：“这个会议完全是根据邓小平的授意召开的，开会的目的，就是通报赵紫阳的问题，统一部队高级将领的认识，以防军队高层产生思想分歧。”杨尚昆说：
“一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一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一点。接著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搞得首都这样失去控制？全国都发生大的游行示威……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接著，他历数了赵紫阳在“四二六”社论、亚行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和5月19日“告别讲话”的错误，以及他对待戒严问题的消极态度，透露了中央“势必要换领导。然后，他谈到军队问题时说：
“特别重要的是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军队是不是都思想通呢？这就要靠你们去作工作，我想大军区一级的同志没有问题，但军以下会不会有人有问题呢？现在还有人说，军委有三个主席，为什么邓小平一个人就能够调动执行戒严令的部队。这些人根本不懂军队，只能欺骗学生，军队实行首长负责制，我们这些人只是协助主席工作，起参谋作用……紫阳同志做这些工作，老实讲，我们给他贴了不少金。这几年的成绩，根本上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经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他只是执行。”
第四件事，是6月2日，在作出“清场”决定的会议上，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份军队，那一派抓一部份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
这些当事人的言论，结合5月20日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退休上将致中央军委，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问题的联名信；以及当时的军人动态﹙见笔者《八九民运中与学生站在一起的军人》﹚；联系到后来如缕不绝的关于38军与27军矛盾的谣言；以至在“六四”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出版的第一部与真相比较接近的《戒严一日》与中央口径的微妙差别；以及邓小平在去世前解决“杨氏兄弟”问题和笼罩在杨尚昆父子死亡问题上的迷雾；还有把这些矛盾信息延续至今的《真相》倾向性，等等这些，都说明，邓小平、杨尚昆当初的那些恐惧并非子虚乌有。或许，被掩盖的比被揭露的要多得多！
他们所忧虑的一个是“政变”，另一个是“兵变”！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进行如此周密的部署，他们的确不是为了学生而去的。
五、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传统思路，从当事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利益关系分析事物的矛盾。在探索邓小平的用兵之谜时，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从他的武夫出身，他本人的“家长”性格出发；从“杨家将”在军中的利益，以及邓小平、赵紫阳对杨的依赖去求得结论；以及最终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弊端，等等。这固然是十分必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内，揭示“六四”镇压的原因的。然而，这些不同的条件只是事物演化的背景，它们最终只是六四“用兵”的“或然性”，而不是其“必然性”。对于不同的人，它一定还存在自身的特殊问题。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老年”问题与疾病问题。因为根据常识，一个人只有在对自身极无信心，对周围事物极无把握的情况下，换言之，在认为自己别无“退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双倍防范”的情况下，使出一些极其拙劣的、后患无穷的、最后的手段。
事实证明，在1989年6月4日之前，除邓小平和几个老人外，并没有人看到中共的政权有什么危机。相反，倒是在那一天之后，这种怀疑空前地生长起来。所以，当时的情况，用一句“众人皆醒君独醉”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分。出自百姓的最朴素也最直观的判断就是：“你糊涂了，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过了八十都是老猫”……
也许，真理有时就存在于常识、常情与常理之中！
怀疑、自卑、莫名的恐惧，是老人的通常难以克服的毛病。随著生命逐步离自身而去，他们控制周围事物的能力日益降低，而同时，受事物支配的现象则与日俱增。他们愈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恐惧就愈是强烈。而所有那些支配老人的因素中，药物，往往起著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信息的封锁和专业限制，本人无法从生理的角度探讨，在那些非凡的日子里，邓小平作为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1976年经过手术﹚，一位年届85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享受著中国医疗技术“最高级待遇”的人﹙换言之，也是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著的人﹚，一个八年后因该病的并发症──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辞世的老人，在坚持与疾病搏斗同时，会给政治决策带来何种影响。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作为一个力求严肃的和科学地探讨问题的学者，我知道，引用纪实文学作品的描述是危险的。但是，坦诚地说，在对现存结论心服口服之前，笔者不得不从更广泛的文字里去搜寻答案的所在……
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曾提到邓小平的身体与医疗问题。他指出：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而这样用药，事后会给病人到来“严重不适”……
顺著他的这个思路，我们考察一下，在1989年4月至5月，邓小平出席了哪些“重大的国事活动”呢？这样的活动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根据江之枫的叙述，为了自始至终参加这个会，邓小平服用了大剂量药物。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才能够以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85岁的老人之身，在追悼会上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无倦意！这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是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为了成就这一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盛会”，江之枫说，邓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他同样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为“最高首脑”的职责。其结果，也是人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的。
而通过本人的前述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次重大国事活动的时间，与“八九─六四”事件的两个重大转折不无“巧合”：
第一，4月22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4月25日，邓小平便发出了那个他终身难以挽回后果的“4·25讲话”！
第二，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5月18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
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无从断定“药物的副作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都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这就绝不能被看作是“偶然”！
作为参照的类似事物，我们还可以在决定世界命运的1945年找到，众所周知，在那一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奠定了美苏“瓜分世界”的格局，但两位主演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两个月后离开了人世；而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的健康状况由此急转直下……
历史与侦探一样，它不喜欢“巧合”！
2002年5月9日于北京
作者：陈小雅，《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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