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宜中、钱理群
钱理群先生（资料图）钱理群先生，1939年出生於重庆，父亲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1949年父亲隨蒋介石迁台，钱理群与母亲留在南京，从此一家未能团圆。1956年考上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亲歷反右运动。后来转入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中等专业学校教书，一待18年。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號 召，造反到底，从未当过一天逍遥派。1971年林彪事件后，开始反省文革；自许“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为社会主义寻找民主出路。1978年考上北大研 究生，返回北京，决定以学术作为志业，致力於鲁迅和周作人研究。北大任教期间，写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訶 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话说周氏兄弟》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再次走入民间，关注农村 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青年志愿者行动，同时从事民间思想史研究。2007年於香港出版的鉅著《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刻划出反右运动中“右 派兄弟姐妹”鲜为人知的精神面貌。同年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呈现出一位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挣扎和自我反省。2009年將应邀到台湾讲学， 讲授鲁迅思想的当代意义。
此一访谈於2008年6月25日在北京进行，由陈宜中提问。录音由刘佳旻整理，再由陈宜中编辑、校对。最后，由钱理群先生修订、確认。
八、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爭
陈：您怎么看知识分子和党国的关系？知识分子已经被收编了吗？
钱：我曾经用鲁迅的话，鲁迅两个文章的题目，来说明现在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八个字：第一个是“同意”，你知识分子要赞同我、同意我；第二个是“解释”，你要用专业知识帮我解释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然后是“宣传”；最后就变成了“做戏”。只要你做到“同意”、“解释”、“宣传”、“做戏”这四点，要钱有钱，要名利有名利，什么都给你。要是你不听这八个字，就打压你。这些年大学的一系列评选制度啊，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靠这个来收编知识分子。
陈：您怎么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爭？
钱：原来，我很希望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爭论，能够像三十年代那样，转变成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和讨论。我自己不是经济学者，不是社会学者。但是我觉得，要进入批判立场之前，得先把社会性质搞清楚。这本来应该是多学科的知识分子来共同完成的。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很快地变成了互相声讨。
我自己有几条底线，或最基本立场。一个就是，我反对一切对人的奴役，反对一切专制，反对专制主义。我所谓的专制主义是一个大的概念，不仅仅包括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只要是对人的剥削、对人的压制，在我看来就是专制主义。另一个立场就是反中华中心主义，我对中华中心主义有极高的警惕。再一个就是，我坚持知识分子绝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觉得，知识分子和体制发生关系，这本身並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在跟体制发生关系的时候，或提出建议的时候，你是不是保持了你的独立性？我觉得现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是和体制的曖昧关系。有独立性的很少；想当国师的、依附於体制的很多。这是我对他们一个主要的批评。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他们彼此都把对方看成主要敌人，而我最反对这一点。把对方看成主要敌人，反而把体制给忘了。这就是鲁迅说的，你们揪成一团，极权体制的维护者反而可以在一旁观战。两派爭论如此激烈，官方从不干涉，原因就在於此：你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我觉得，不管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有什么分歧，言论自由应该是最基本的共同点。可是当政府来打压自由主义的时候，新左派非常高兴。尤其在《冰点》事件上，有些新左派实在不像话，说当事人是汉奸应该判刑，这真是荒谬极了。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批评他的观点，但你怎么可以想借助权力来压制对方呢？这就过了线了。去年的《读书》事件也是这样。不管怎么说，《读书》事件显然是对新左派的打压。但是有些自由主义者竟然兴高采烈，而且还对记者说，汪暉这人就是坏，早就该如何如何；他们也是想借助权力压制对方。我尤其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用生命保卫你的发言权利。连自由主义的最基本观点都视而不见，还谈什么自由主义呢？你再恨汪暉，再讨厌新左派，这个时候你也要保护汪暉说话的权利啊，对不对？这其实都是鲁迅说的“乏”。
陈：台湾也差不多。很多当年把自由主义掛在嘴边的人，国民党一下台，什么自由主义马上忘得一乾二净。
钱：这是一个我们爭取民主自由的原则问题。江泽民把老左派的《中流》杂志关掉，我就很反对。后来別人问我说，老左派一直打压你，你为什么反对关掉《中流》？我说那是两回事嘛，对不对？那件事之后，我就怀疑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讲自由主义，言论自由绝对是一个前提。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很大一个荒唐是：不爭取自己的权利，老想为別人爭取权利。许多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我，大谈工人农民的权利，但却很少谈自己的权利。但我心想，你维护工人农民当然是对的，但是同时也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嘛。对知识分子来说，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有结社自由。这是知识分子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对不对？但是知识分子自己不讲这个，自己不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让我觉得非常惊奇，百思不得其解。我给北大的学生演讲，我说现在大学里面，青年教师是弱势群体，应该起来爭取自己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说，新左派、自由主义，不管你们有什么分歧，你们能不能联合起来，爭取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但是现在没人响应我这观点。
陈：新左派老是说自由主义不关心社会公正，您怎么看？
钱：目前中国政府很多专制的东西，起来反应的主要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经常发动集体签名。如果讲理念的话，新左派更强调公正，但是一到了具体的维护人权这些事情，支持自由主义的人反而比较有行动力。奇怪的是，新左派反而沉默。新左派有自己的文章，关心环保问题，也作了一些工厂调查，等等。但是对於现实的维权抗爭，他们常常保持沉默。这其实对他们是很不利的。
来源: 一五一十部落——陈宜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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