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4日 星期三

“章乃器这个人,跟各方面都没有钩”

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5)

作者:章立凡



五、劫后情怀,以诗会友

“最难风雨故人来”,有些老朋友是打听到我们的新住址,自己上门来看望的。

赵锡麟先生早年在清华与罗隆基同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国民政府时期做过四川造币厂的厂长,因为不肯朋比贪墨,挡了别人的财路,被排挤去职。1949年以后被中国人民银行聘为专门委员。他有一个精致的四合院,本人又好做诗,不时在家里举办雅集,与一班朋友诗酒酬唱,父亲过去常应邀参加。“红八月”里他自然在劫难逃,其夫人是协和医院的理疗科主任,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老先生被扫地出门,每月从街道领取十二元生活费,孤身一人度日(他的独子已在五十年代因意外事故身亡)。过去赵老生活优裕,又有夫人悉心照料,如今却连吃饭都困难。好在他朋友多,每天去一家,一个月下来也不过三十家。不过老先生从来不白吃人家的饭,每次来我家不是拎上一个冬瓜,就是带上一斤切面。

有天我回家,看见桌上有一张纸片,写着:“谨订于某月某日(重阳节)上午十时,在陶然亭登高雅集,恕以诗代柬。”下面是一首七绝:

天时人事两茫茫,碧草黄时鬓亦霜。
我欲一杯酬知己,陶然亭上度重阳。

纸片最后的是赵老先生的署名。当时正值“文革”高潮,社会上一日数惊,老先生竟有如此雅兴,真令人不可思议。我问父亲:“你打算去吗?”他说:“赵老亲自送来,还说邀了二三老友,我不好不去。”我还真有些为他们担心。后来父亲果然去赴会,回来后说:“无非是几个老人聚聚,发了一番牢骚而已。还吃了一顿便餐,大家都没有钱,采取AA制分帐。”牢骚有没有成诗,父亲却未提起。

后来搞“清理阶级队伍”,赵老被关进了学习班(地点在东四八条111号朱启钤家的前宅),他曾经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央训练团教官,有上校军衔,被认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学习班里斗争他,要他交代在中央训练团时的罪恶历史,赵老先生不服,争辩说:“我被请去给学员讲课,讲的都是抗日救国的内容!”于是他被“升级”关进公安分局,最后以“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罪”判刑入狱,到1975年特赦全部县团级以上国民党人员时释放,于1979年凄然辞世。

还有一位邱卫材老先生,是菲律宾归国华侨,过去在邻居赵老的诗会中与父亲相识,也来家中探望。他对父亲说:“我从有关部门听说,章乃器这个人,跟各方面都没有钩。”邱老没有说是从哪个部门听来的,所谓没有“钩”无非是没有“勾结”。父亲为人做事向来是独往独来,不喜欢到处拉关系,因此尽管“文革”搞得轰轰烈烈,把党外党内翻了个底朝天,不少民主人士也被关押,但他除了被抄家毒打之外,没有受牢狱之灾,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邱老没有被抄家,经济上还算宽裕,也曾经接济过我们一个时期,但他要求我定期去帮他料理些杂事,按照国外生活的观念,天下本来就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他家里也确实缺少男丁。邱老住在东单的新开路胡同,宅子不大,外面贴着漂亮的浅黄色的瓷砖,像一座洋房,里面却是中式建筑。他家里有位五十多岁的续弦夫人及一儿一女。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十几岁的女儿邱珍宝,长得楚楚动人,不幸染上过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残疾,令人怜惜。

邱老已经八十多岁,早年闯南洋做小工,靠个人奋斗挣出一份家业,归国后把钱投在华侨投资公司,因此在新侨饭店有股份。“文革”中政策有变,不再分红,改为逐年还本,还完为止,因此老先生对前途惴惴不安。

邱老喜欢做诗,还自己刻版油印了一部《归侨吟》,曾送给我一册。他知道我常去看望康同璧先生,便托我也送给康老一册,并表达了识荆之意。但这请托我没有完成,因为罗仪凤表示不方便。平心而论,他的诗无法引起康老的激赏,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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