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不信我弄不死你
律劳卑死了，英国政府委派了第二位商务监督，他就是德庇时。
德庇时是中英交往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是一位中国通，来华多年，出版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早在阿美士德访华时他就是翻译，律劳卑任商务监督，他是第二监督。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中国不但学会了汉语，还学会了偷奸耍滑。比如说，他是英国任命的第二任商务监督，同时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任命的第二任香港总督。他谨守着枪打出头鸟的格言，绝不当第一。总是别人起争端，他当和事佬，别人去打仗，他来当总督。
但是这第二任商务监督，也不是好干的。因为律劳卑事件他全程都参与了，冲突到一半的时候，他预感到不妙，就偷偷地跑回澳门了，他是在澳门看着律劳卑死的。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英国政府，他说我们不要指望大清承认地位，那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政府不特别要求的话，那么我这个商务总监督什么工作也不会干。
同时他又发布了一个公告，他说，我们国家和中国并没有正式的交往，这事儿我很遗憾。可是我们英国的官员也不能听从总督的谕令，更不能把这些总督的文件去送给国王(总督的文件里口气太大了，怕英国国王看了会吐血)，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我什么工作也不干。
德庇时对政府和商人都通知了，他什么事也不干。
12月9日，英国64位在华的商人们集体上书政府，说德庇时这个人太可憎了，他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待在澳门，是一个极品宅男，政府最好重新派一位全权大使来中国。商人们还建议，这位全权大使最好能指挥少量的海军，然后把这里的情况上诉到北京，绕过广州，直接上诉到道光皇帝那里。商人们觉得道光皇帝肯定对广州的事情并不知情，或者说如果英国海军向道光皇帝示威，皇上为了避免战争，也会做一点儿让步，这样的话，既避免了大规模的开战，同时也可以提升英国的地位，不至于让清政府轻视。
但是英国政府无动于衷。律劳卑的死，对英国政府的触动非常大。政府认可了德庇时的沉默，哪怕是不作为，也不要去招惹是非。
但即使如此，德庇时还是不放心。律劳卑死后一个月，秘书阿斯迭就辞职了，再过了一个月，德庇时也辞职了。这商务监督不是人干的，德庇时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英国只好再派罗治臣去当商务监督。德庇时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罗治臣，一定要闭紧自己的嘴，什么话也不要说，什么事也不要做，能够不去广州，就尽量待在澳门，千万不要跟广州政府打交道，特别是总督大人，还是少去招惹为好。
而这位罗治臣先生，比德庇时更不作为，不但什么事也不干，什么话也不说，干脆连澳门也不敢住了，他把办公室和家都搬到了船上，准备随时逃走。直到一年多以后，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继任的人换成了义律。
对律劳卑事件引起反思的，偏偏是广州政府。两广总督卢坤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重新制订和颁布各项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不领红牌不得擅自来广州；严禁在广州以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洋人来华不但要由行商进行担保，担保的行商也要采取轮换制，以防舞弊。与此同时，为防止洋人军舰擅闯内河，广州城外的炮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另外，卢大人实在觉得这些洋人太野蛮了，所以每年都要颁布一次公告，让行商们去“教化”洋人，约束洋人的行为。公告要求，洋人不准嫖妓，不准买幼童当仆人，或者雇用船只临时在船上安家(这是一种疍家船，有洋人偷偷带着家眷临时住在船上)等等行为，如果发现，将对担保的行商以及通事追究责任。
其实这则公告洋人实在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好像洋人来华都要做一些寻欢作乐的事，事实上这些洋人除了商馆大街，哪里也去不了，行动根本就没有自由。每个月只有三天可以在河对岸的花园逛一逛，还要在通商和翻译的陪同之下，还要给通事们行贿，不然连十天一次逛逛花园也不能成行。不准带家眷，还只准在春秋两季的时候来商馆，还只能待四十天时间。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大清这些规矩已经执行了上百年，广州政府捍卫它就像捍卫皇上的尊严一样，异常严格，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捋总督大人的胡须呢。
的确，这些规矩执行了上百年，洋人也都默认了，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但是律劳卑的死，却深深地触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引发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这个人占领了香港，让中国在一百多年里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他使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客观一点来讲的话，他是当时洋人里，最懂中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义律。
作者：马谧挺，摘自《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团结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是《微历史：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的第一部，描述了18世纪末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大清王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突出地叙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各路人马的血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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