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不信我弄不死你
律劳卑死了,英国政府委派了第二位商务监督,他就是德庇时。
德庇时是中英交往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是一位中国通,来华多年,出版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早在阿美士德访华时他就是翻译,律劳卑任商务监督,他是第二监督。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中国不但学会了汉语,还学会了偷奸耍滑。比如说,他是英国任命的第二任商务监督,同时也是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任命的第二任香港总督。他谨守着枪打出头鸟的格言,绝不当第一。总是别人起争端,他当和事佬,别人去打仗,他来当总督。
但是这第二任商务监督,也不是好干的。因为律劳卑事件他全程都参与了,冲突到一半的时候,他预感到不妙,就偷偷地跑回澳门了,他是在澳门看着律劳卑死的。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英国政府,他说我们不要指望大清承认地位,那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政府不特别要求的话,那么我这个商务总监督什么工作也不会干。
同时他又发布了一个公告,他说,我们国家和中国并没有正式的交往,这事儿我很遗憾。可是我们英国的官员也不能听从总督的谕令,更不能把这些总督的文件去送给国王(总督的文件里口气太大了,怕英国国王看了会吐血),在没有接到国王命令之前,我什么工作也不干。
德庇时对政府和商人都通知了,他什么事也不干。
12月9日,英国64位在华的商人们集体上书政府,说德庇时这个人太可憎了,他什么事都不干,整天待在澳门,是一个极品宅男,政府最好重新派一位全权大使来中国。商人们还建议,这位全权大使最好能指挥少量的海军,然后把这里的情况上诉到北京,绕过广州,直接上诉到道光皇帝那里。商人们觉得道光皇帝肯定对广州的事情并不知情,或者说如果英国海军向道光皇帝示威,皇上为了避免战争,也会做一点儿让步,这样的话,既避免了大规模的开战,同时也可以提升英国的地位,不至于让清政府轻视。
但是英国政府无动于衷。律劳卑的死,对英国政府的触动非常大。政府认可了德庇时的沉默,哪怕是不作为,也不要去招惹是非。
但即使如此,德庇时还是不放心。律劳卑死后一个月,秘书阿斯迭就辞职了,再过了一个月,德庇时也辞职了。这商务监督不是人干的,德庇时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英国只好再派罗治臣去当商务监督。德庇时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罗治臣,一定要闭紧自己的嘴,什么话也不要说,什么事也不要做,能够不去广州,就尽量待在澳门,千万不要跟广州政府打交道,特别是总督大人,还是少去招惹为好。
而这位罗治臣先生,比德庇时更不作为,不但什么事也不干,什么话也不说,干脆连澳门也不敢住了,他把办公室和家都搬到了船上,准备随时逃走。直到一年多以后,他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继任的人换成了义律。
对律劳卑事件引起反思的,偏偏是广州政府。两广总督卢坤在律劳卑事件之后,总结经验教训,痛定思痛,重新制订和颁布各项对洋人的禁令,比以往更加严格。不得私带水手和妇女来华;不许结伴私游;不准来华逗留超过四十天;不准坐轿子;不领红牌不得擅自来广州;严禁在广州以外地区进行商贸活动;洋人来华不但要由行商进行担保,担保的行商也要采取轮换制,以防舞弊。与此同时,为防止洋人军舰擅闯内河,广州城外的炮台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另外,卢大人实在觉得这些洋人太野蛮了,所以每年都要颁布一次公告,让行商们去“教化”洋人,约束洋人的行为。公告要求,洋人不准嫖妓,不准买幼童当仆人,或者雇用船只临时在船上安家(这是一种疍家船,有洋人偷偷带着家眷临时住在船上)等等行为,如果发现,将对担保的行商以及通事追究责任。
其实这则公告洋人实在受不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好像洋人来华都要做一些寻欢作乐的事,事实上这些洋人除了商馆大街,哪里也去不了,行动根本就没有自由。每个月只有三天可以在河对岸的花园逛一逛,还要在通商和翻译的陪同之下,还要给通事们行贿,不然连十天一次逛逛花园也不能成行。不准带家眷,还只准在春秋两季的时候来商馆,还只能待四十天时间。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大清这些规矩已经执行了上百年,广州政府捍卫它就像捍卫皇上的尊严一样,异常严格,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捋总督大人的胡须呢。
的确,这些规矩执行了上百年,洋人也都默认了,既然改变不了,那就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但是律劳卑的死,却深深地触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引发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这个人占领了香港,让中国在一百多年里丧失了对香港的主权,他使中国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但是客观一点来讲的话,他是当时洋人里,最懂中国的人,他的名字叫做义律。
作者:马谧挺,摘自《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团结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是《微历史:鸦片战争的正面与侧面》的第一部,描述了18世纪末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大清王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突出地叙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各路人马的血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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