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發言
《新史記》高瑜／“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轉折點，是中共和共和國歷史走向的轉折點。這個事件之後的40年，當事人、親屬和學者終於在北京舉行首次研討會，追索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
《新史記》編者按：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
一批耄耋之年的當事人，久臥病榻，難以與會，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的夫人劉繼馨老人，成為他們的共同代表。會場發言踴躍，原本準備召開一個上午的會議，一直延續到下午4點。
當事人親屬和素不相識的專家、學者共同研討“九一三”，屬國內首次。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高瑜（主持人）：我們今天召開一個文史研討會，主題就是“九一三”40周年。主持人本來是丁東先生，他住得很遠，現在還堵在高速公路上，所以我就代替他。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現在是獨立記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是最早採訪林豆豆的記者，那時是官方記者。我的丈夫是豆豆的戰友，也就是屬於那“（被整的）十萬分之一”，“九一三”發生之後，他很快就進了空軍學習班。我們那年剛結婚，我還懷著孕，等他自由的時候，我們的孩子都快走路了。1978年他被空軍分配到陝西一個飛行師，就是要趕出北京，他就申請脫軍裝了。所以我也是“九一三”事件的一個家屬。
我們先介紹一下吧，先請劉家駒先生介紹參會人員。
劉家駒：我旁邊坐輪椅的是李宇峰，《往事》編輯部的主編；在我這邊的是李延明，社科院馬列所的研究員；徐海亮，文革史學者；還有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丁凱文，是研究林彪事件的海外學者；對面是《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助理胡竟成；還有“九一三”當事人張清林。我還請來一位年輕人叫鄭現莉，清華畢業的研究生，給今天的會議當助手。我就介紹這幾位。
高瑜：我接著介紹。這是陳子明，陳子明是很著名的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四五運動時候他那會兒是小平頭，“六四”被打成黑手，判了13年，從監獄裏到現在一直研究政治學，現在稱得上是憲政學者裏的一個領軍人物了，旁邊這位是他的太太；那位老先生叫姚監復，過去是杜潤生下邊的研究員，搞農村改革的；他旁邊的是徐友漁先生，也是著名的憲政學者，是社科院的研究員；這位是中央黨校的著名教授王海光，也是研究“文革”的。
劉家駒：閻明來了沒有？
閻明：來了。
劉家駒：他是當時副總長閻仲川的兒子，他寫了一本書叫《一號命令》。
高瑜：閻先生旁邊是韓三洲先生，他是作家，《工人日報》的；今天幫我們錄像的，一位是著名的博客寫家，筆名老虎廟；還有一位是楊偉東，也是搞口述歷史的作家，今年7月他的一部著作《立此存照》在香港出版了，他要採訪中國的500個人物，在座的很多人已經是他筆下的人物了，今天他在我們這個會議上，還會找到更多心儀的人物。下邊一些參加會議的重要人物，請胡耀萍先生介紹，他父親是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
胡萍夫人劉繼馨。
胡耀萍：我們是“九一三”當事人的後代，這個是潘鷺，這邊是她的姐姐潘鷥，是“九一三”專機飛行員潘景寅的女兒。這邊是楊君玲，他父親當時也在飛機上，就是楊振剛，林彪小車司機，當時也一塊上了飛機了。這是李蔚，他父親是飛機的機械師，叫邰起良。這位是沈慶沂先生，是他跟中國駐蒙古的大使，還有孫一先一塊到的“九一三”墜機現場，當時您是翻譯吧？
沈慶沂：我是翻譯。
胡耀萍：他現在已經從外交部退休了；這邊是孫戈，他的父親就是孫一先，當時是駐蒙古的二秘；那邊是魯岩、魯瑩，他們是兄妹兩個，他們的父親當時是空軍的作戰部部長魯珉。這邊我就不太熟悉了，自我介紹一下吧。
嘉賓：我父親是南空政治部主任，叫吳力信，我媽叫吳金玲。
胡耀萍：這邊兩位是江騰蛟的女兒，一個是老二、一個是老四，江新文、江新德；這個是吳巴璀，吳法憲的女兒，老四；這邊是王飛的兒子王魯寧；這邊是兄弟倆賀鐵軍、賀寧軍，他們的父親當時是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
劉家駒：還有幾個可能沒有到。
高瑜：今年從官方來講規定了好多重要節日，有辛亥革命100週年，建黨90週年，這兩個是最重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90週年，正好在中間45週年的時候，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不要說我們在座的一些人，全國人都捲進去了。“文革”十年，運動一個接一個，也正好是當中的第五年，發生了“九一三”，誰也不能否認，“九一三”至今也是“文革”中最重要的一個大事件。牽連了有多少人呢？在座的這“半邊天”，幾乎都是被這個事件牽扯了40年的人，“九一三”也是學者一直在關注的歷史問題，可是到現在仍然還是存在很多疑問、很多謎團。
今年有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四位當年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他們的家人和他們自己的回憶錄已經出全了，可能繼續還要出，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可能我們在座的每人都人手一冊。因為這些書還不能直接在國內出版、銷售，讀者很多都是用複印和電子書的方法在閱讀、在傳播、在研究這些書，這成為研究“文革”、研究“九一三”的一手資料。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今天開這個學術討論會，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以非常寬容的態度，來聽取大家的發言，我們的觀點可能是對立的，但是我們願意聽取不同的意見。今天很遺憾，實際上我們這個會議的發起人和召集人都沒有來，主要問題還是限於一些政治觀點，其實政治觀點在我們這個會議上不應該受到任何的限制。上海的一個很重要的倡議人提出了“五七一工程萬歲”，另一些在北京的人，就說我們堅決不同意這個提法，我們的父母、我們的長輩都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革命一生的，我們是擁護毛主席的。如果今天這些觀點能拿到我們的會議上，那該有多麼精彩！是吧？就是因為我剛才介紹的這個小插曲，使很多我們期待的一些朋友，實際上他們正是這個會議的組織者、召集者，都沒有來。但是今天來的，就非常難得了。你們利用這個週日來這裏參加座談，就希望大家能把自己想說的話，想表達的觀點都表達出來。我們的學者也會把他們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向大家做一些介紹，我們今天這個會議絕對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就是什麼樣的意見都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也可以表達，我們這個會議一定是非常寬容的、非常自由的，也是非常民主的。
咱們的座談會就這樣開了。先請張清林先生發言，你是“九一三”當天晚上的經歷者，希望您先談。（《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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