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柳江
（續前）1951年10月底，全國大規模的群眾性鎮反運動基本結束，12月1日，“三反”、“五反”運動便開始了。這是《二卷》評價極高的一場政治運動，佔了一節。
毛澤東對於這場運動下的指示太多了，《文稿》第二冊、第三冊，有一百五、六十篇。1951年10月30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反貪污浪費指示中指出，這“是全黨一件大事”，“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要求全黨學習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進北京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就提出掌權後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對毛澤東“殷鑒”最深的，是打下北京之後李自成的迅速覆滅。
1951年12月8日，毛澤東給華東局、福建省委，並告各中央局，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及志願軍黨委，通發了“中央關於三反鬥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貪污分子、浪費分子、官僚主義分子當然大多數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即是反革命分子），他們的罪名是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但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鬥爭，一樣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並且一樣的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犯貪污的占全體工作人員的百分之幾，輕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幾），精密地掌握這一鬥爭。”
毛澤東批示“深山密林，必有老虎”，把問題看得十分嚴重，和“鎮反”一樣，他親自給各地、各系統下指標。1952年1月22日，毛澤東給譚政、陳毅二同志，並告各中央局，大軍區，志願軍：“必須以全力進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編，全軍不許有一人例外。”“尤其注意打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軍區你們請出的老虎都太少。像華東中南西南三大軍區系統估計至少有大老虎二百個以上，華東中南可能更多，千萬不要讓他們溜走了。望各大軍區提出一個估計數字告我為盼（中央一級估計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令人驚異的是，毛澤東的指標一再變化，如同“芝麻開花節節高”。五天之後：“二月份全軍發動打大老虎，至少應打二千隻到三千隻。二月份不整編，全力做三反。”十天之後：“估計中央一級十二萬人中，就有四百隻大老虎，東北全境黨政機關及企業的工作人員中，可能不止五百隻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幾倍於此數。”2月4日給譚政：“廣東軍區系統包括海防和各軍在內，至少有幾百隻乃至上千隻大中小老虎，而你們只分配該軍區大老虎二十隻，中小老虎一百八十隻，這是完全不適當的。你們對各省壓力太小，遷就他們的右傾思想，特別對廣東是如此，望注意改正。”同日：“東北局二月二日來電說‘東北地區的老虎估計不會少於二千隻’。這裡未說明老虎的大中小。如果包括大中小老虎，則數字太低，東北當有大中小老虎兩萬隻以上。華北縣以上即有大中小老虎一萬多，如包括區鄉，亦當在二萬隻以上。如東北所稱二千隻是大老虎，則比華北的一千二百隻大老虎高得多。總之，虎數增多，證明認識進步，信心增高，勁頭增大。”次日：“像山東這樣的大省，有黨、政、軍、民、學五個方面，有幾十個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區和縣城，一千萬以上的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隻而是幾千隻，不是一二千隻，而是三四千隻。其中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計，應當不是幾十隻而是幾百隻。我提議分局立即召開一次打虎會議，規定打虎數目，限期完成任務。
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因為捉不到貪污的“大老虎”，竟然發明了“思想老虎”。著名思想家的顧准就是被定成“思想老虎”被打倒的。
毛澤東指示一百萬正在打仗的志願軍，也要抓出幾萬隻老虎。1952年2月16日，志願軍黨委轉來三十九軍黨委的電報：“今日五時三十分，敵人向我全線陣地猛烈炮轟，出動戰車四十餘量，有大舉進攻模樣，為此，已令一一五師、一一七師暫停打虎，全力動員作戰，粉碎敵人的進攻。”毛澤東只能批示：“處置很對”。
毛澤東親自決定槍斃大老虎劉青山、張子善。當時劉青山參加中國農民代表團正出國訪問，而且當選為一國際組織的執行委員。一下飛機即遭逮捕，1952年2月10日執刑槍決。毛澤東講：“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 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可是，坊間傳說劉、張的巨額贓款，大多是弄來搞了“機關生產”。
劉、張被斃4天之後，天津市委給毛澤東等打來《關於在三反、五期間維持正常的經濟生》的報告：“自三反內外交流、城鄉交流停滯，對天津經濟已發生重大影響。批發商業較前減少一半；銀行不貸款銀根很緊；私人不賣貨，也無心賣貨；工業生產開始下降；稅收顯著減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響的勞動人民已經叫苦。如不採取措施，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時間過長，則元氣損傷過大。三反後。恢復將遇到更多的困難。生產稅收會受更多的影響。”“五反一查封，資本家的代理人躺倒不幹，工人要求復工開業，但是沒有原料。沒有資金，機器破爛，困難很多，只好由財政局墊發工資。”
《二卷》雖然也極為簡略寫出“1952年全年，全國大中城市私營工商業歇業數超出開業數11791戶。三四月間，出現新中國成立後又一次失業高峰。”但是，迴避了大量冤假錯案的產生，運動基本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志在展開，執行毛意志的人，都可以“無法無天”，都可以不按照程序，不注重證據，隨便懷疑人，侮辱人，先從精神上把人打垮，甚至讓人家破人亡。 1951年，1952年，中國真是處處血雨腥風，公審處決的槍聲響遍各地，自殺變成常態，監獄爆滿。著名愛國企業家盧作孚運動一開始就絕望自殺，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一步步走向滅頂之災。（《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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