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月的獸性無處不在

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作為研究“文革”暴力事件的歷史學家，王友琴已經把有關報導蒐集成書。按照1979年以後《北京日報》報導的數字披露，1966年8月到9月間，北京有1,772人遇害。這個數字尚未包括那些被突然取消本市戶口後，試圖乘車離京而被打死的人數。在北京的“紅八月”期間，紅衛兵幾乎每天都虐殺上百人：8月26日126人；8月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

8月19日，北京四中、六中和八中的中學生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會”。在上千觀眾面前的舞臺上，來自這三所中學和北京市教育局的二十多個“黑幫分子”遭到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和拳打腳踢。北京市教育局長孫國棟被打斷三根肋骨。北京八中副校長溫寒江被打得渾身是血昏倒在舞臺上。一位被採訪者回憶說，遭到如此殘酷毆打的受害者全都被打得“不像人樣”了。

曾被軟禁在在老城區一隅的新僑飯店的英國《工人日報》（Daily Worker）記者艾瑞克?戈登（Eric Gordon），感覺到那個年月的獸性無處不在：

“如果有人看不到革命的話，他可以聽到夜晚響徹北京上空的喧囂。這是憤怒的嚎叫聲和尖聲刺耳的口號聲，有時候還伴著鑼鼓的噪音。這聲音從北京各處成百上千個大小會上爆發出來。這類會通常在晚間開始，持續到淩晨。會上傳出的陣陣的吼聲讓你無處可躲：像盤踞在京城的巨獸在哀嚎。”[10]

在《未帶地圖的旅人》一書中，作者蕭乾回憶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家被附近塑膠廠的工人搗毀了，全家被迫搬到一間屋子，報紙糊的頂棚難擋雨水。那些工人把他收藏的留聲機唱片全都砸爛。8月裡的一天，他看到胡同垃圾堆上有六具屍體。他的大兒子從學校回到家，講述他們學校一位兢兢業業的教師被誣為階級敵人，遭毆打致死。“造反派逼著校長在陽臺上抱著死屍跳舞——他乾脆跳了樓。那陣子，對不少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蕭乾寫道。有所中學的紅衛兵在本校樓裡的地下室開設“水牢”，將關押的受害者半身浸在水裡，有多人被害身亡。

蕭乾想以一瓶安眠藥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夫人文潔若由於姐姐和美國人結婚被誣為間諜。潔若70歲的母親不堪淩辱自縊身死，“暴徒們竟然逼迫文潔若當著她那屍骨未寒的老母，一遍遍地大聲發誓，‘萬佩蘭死了，世界上去掉一塊爛皮——我死了，世界上也去掉一塊爛皮。’”[11]

這場運動的正式名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以，教育界比工廠的運動更為轟轟烈烈。毛鼓動學生砸爛教育制度，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學生們在北京各處橫衝直撞，抄家、砸毀搗爛他們認為是四舊的一切。僅在1966年“紅八月”的一個月裡，北京就有33,000戶被抄家，300萬噸書籍被銷毀。

毛的接班人林彪元帥發表講話說，“我們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說這是“革舊文化和舊思想的命”：

“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語言來表達，叫舊文化，舊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動權威，舊學術，舊道德，舊藝術，舊法律，舊教育制度，舊世界觀等等，這些東西，最本質的舊，就是舊在一點上，舊在一個私有制上。”[12]

人民公社並沒有立刻變成沒有貨幣，沒有私產，也沒有階級的烏托邦，這是因為包括毛的同事在內的中國人仍然受到悠久豐富的傳統文化所薰染。這大概不是毛的錯誤，受指責的應該是中國人的短處。他們讓毛失望了。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必須把殘留的文化遺產都砸爛。這一思想和1920年代全盤西化的思潮很近似，那時候毛正在北京大學當圖書館管理員。左翼作家魯迅警告說，中國只有經過暴力——他稱為很大的鞭打，才能改變。

這一思想源自馬克思。他主張“大規模改造民眾是必要的”，否則革命就不能成功。按照他的觀點，歷史是在不同的階級之間，由預先注定的連續衝突而形成。人類環境只能在一個階級戰勝另一個階級當中改進。以這種觀點來看，個人便毫無價值，林彪元帥說，“什麼抽象的，獨立的個人是沒有的”，個人都是文化和歷史的產物。（林彪的上述言論引自他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譯者注）就像西班牙思想家荷西·奧特嘉·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在1935年評論的：“人類沒有本性，只有他們的歷史。”如果能把歷史從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抹去的話，你就可以向他們灌輸你想要的思想意識。人類的本性恰恰具有如此無限的可適應性和易於擺佈性，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被洗腦，任何社會都可以被拆毀後再重建。毛寫道，“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毛很明白，紅衛兵學生越無知越好。交白卷的學生就是最好的學生。“在學校學什麼呢？”1968年7月，毛召見清華大學紅衛兵頭目蒯大富等人，問他們說，“這個哲學有什麼學頭呢？這個哲學是能夠在大學裡學來的嗎？”

正像毛所說，斯大林從來沒上過大學，江青只上了六年學。毛的副統帥林彪補充說，“一個人學得越多，他的見識就越短淺。”這成了一句口頭禪：知識越多越愚蠢。要想造就一張白紙，就需要毀滅傳統的中國文化，還要反對所有的西方和外國文化。隨著文革發展到每個新階段，暴力逐漸侵害到每個人，甚至包括紅衛兵本身。（《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注釋：

[10] Eric Gordon, Freedom is a Word (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72), p. 69.

[11] Xiao Qian (Hsiao Ch’ien), Traveller without a Map, Trans. Jeffrey C. Kinkley (London: Hutchinson, 1990), pp.236—9.

[12] Quoted in Michael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 New York: M. E. Sharpe, 1992),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