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行迹隐秘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 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 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泽东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 革”感受的,只是他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诗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他发动“文革”的初衷。
毛泽东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 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然而,1959年至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已退入 “第二线”,他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泽东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共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在这几年后,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刘少奇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1964年2月,毛泽 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1965年8月 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 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 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泽东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他对女儿说,“你今天 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果然,在宴会上,毛泽东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泽东不动声色。1966年2月,在武汉 东湖,毛泽东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 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泽东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 “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 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1966年4月28、29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 台的条件”(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他也一再告诫:“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
其实,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摘自《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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