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 星期二

王龙:高华教授是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青年作家王龙发表文章追忆高华教授,全文如下:

我是个从不相信宿命的人,但这一次,我真正相信了。

2011年12月26日晚10时许,我从单位拿回一叠邮政名信片,想给许多外地关心我的师长朋友寄去,表达一下新年问候。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学的高华老师。我郑重地在贺年卡上写下: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录梁任公诗赠吾师,新年快乐!”

今天上午,我去办公室电脑上找到高华老师的地址,准备填好这张贺年卡后就寄出去。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手机响了。是北京青年报记者、我的朋友周春林打来的:“你知道吗,高华老师昨天晚上去世了!”

我顿时如遭电击,贺卡正准备寄走,中午我还准备去寄给高华老师他非常喜欢的《李劼人全集》。噩耗竟然在此时传来,回想正当昨晚我写下“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这句寄给高老师的话时,恰好正是他仙逝之时,我甚至怀疑是否自己这句新年祝福太不吉利,有点儿不合时宜?

细细又一品,这两句话似乎又正是对高华老师一生最好的隐喻总结,难不成天命轮回,一语成谶?

就在几天前的12月20日中午,我还发信息给他,问他接电话是否方便。他说,身体近来欠好,可以短信息。我们对话如下:

我:“高老师好,我找四川文艺出版社领导内部打折买了全套《李劼人全集》,今天想给您寄来,请问演是以前寄书给您好的地址吗?王龙”

高老师回复:“请告诉打折后的书价,也请告之你的详细通信地址,我会把书钱寄给你。我的地址是龙江小区阳光场那个。你有吗?高。”

我:“高老师千万别这样,他们(出版社)本来要送您这样的专家的,后因样书已送完,故只以很低折扣卖的。这点钱老师万勿在意,能为老师做点小事很荣幸。”

高老师回复:“我会心里不安的。”

我:“我已发自内心把您当师长啦,学生为老师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理所应当啊!”

高老师回复:“我在住院无缘欣赏。”

我:“老师空了再研究也一样。”

高老师回复:“太客气,那地址就是我家地址。”

我:“好的,请老师好好保重。”

想不到6天,不到仅仅6天,高华老师就驾鹤西去。此刻,寄给他的贺卡就放在我的桌上,准备今天中午寄给他的书也摆在旁边。刚刚给高华老师原来一直在用的手机号码打电话过去,是高师母刘阿姨接的电话。电话响了好久,有人自言自语在问:“王龙,王龙是谁?”高老师一生象我这样从未谋面的学生,实在太多,他扶持关心了天下多少桃李,家人哪里都知道呢。我一说明身份,刘阿姨说,哦,他前几天是说过,有个叫王龙的学生要给他寄书来。

我一时哽咽,因去北京出差一个多月,恨未能早点办好此事,让高老师生前再读一下他敬重的四川作家李劼人。就在今年9月7日,高华老师听说四川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全套的《李劼人全集》,他一直是李劼人的忠实读者,闻讯非常高兴,即在《新京报》读书版发了一篇文章《阅读李劼人的历程》。他在文末最后说:

“《李劼人全集》的出版将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全集17卷,定价居然高达2000元,这让许多李著的爱好者望而却步,四川文艺出版社是否可考虑做一些降价?”


高老师一生君子固穷,但用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老师的话说,他其实富有天下,精神的天下。他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及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后来者难出其上。他对中国当代历史学所作出的贡献,自有后人评说。我只想以自己和两年多的交往,告诉大家一位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我结识高华老师,缘于他那本著名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当年一读此书,如梁启超形容初见康有为:“如凉水浇背,当头棒喝”。书中严谨细致的论证,行云流水的文笔,尤其是没有一处资料没有来源出处,且大多数来源于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稿,可见作者之苦心,正是要力求严谨,以能流传后世。

不管我对书中的观点是否全部认同,但同样作为一名作家和历史爱好者,我对高华老师的洞见与文风都不得不深深折服。于是我从《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那儿得到了高老师的电话,决心认识一下这样的史学界高人。

电话一接通,高华老师温和亲切,如逢故交,意想不到那般随和。在此之前,我已经从杜兴兄弟那儿知道,高老师2007年就已经查出肝部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不太清楚,但据说病情很严重。我当时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又知道他此时正在住院,身体不太好,不敢太冒昧打扰得太久,但高华老师却热情地表示没有关系,和我相谈甚欢。我映象最深的是,高老师问我,听说你们军队有一位叫金一南的学者最近写了一本《苦难辉煌》的书,读者甚众,非常畅销?我如实回答说是的,我开玩笑说,高老师你的书要是能在大陆公开出版,你肯定比易中天还火呢别说金一南。别人有名有利,但你做的却是立德立言之事。他在电话那头孩子般地笑了,连连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他们都是高人。

后来要不是因为手机信号不好,高老师还要继续与我聊下去。这之后,每当我在历史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要向高老师请教,他虽然身在病中,总是耐心作答。我的第一本书《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出版后寄给他,他很高兴地回复说:“你的大作我拜读了,很有启蒙的意义,非常好。”我知道在高老师这样的专家面前,我的一本小书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但他能够在病床上读完,已足令我非常感动。后来《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每次去南京看望他,他都会问起成都的我,并给予鼓励褒扬,让我这样一个小后生感动莫名,增添许多信心。

今年我的新书《国运拐点——中西精大对决》出版前,我发短信请他为我写几句评介推荐。高老师说,我正在病床上输液,用手机写不太方便,还是等输完之后在电脑上回复给你吧!我当时深为不安,老师病体艰难,如何敢勉为其难?我说那就不用麻烦老师您了,请您好保重身体为要。但是不久,高老师就很认真发来一段推荐语:

“中国人读书写史,醉心于帝王家谱、心术权谋者多,以普世价值、人民幸福为座标者少。此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用全球视解品鉴中华人物,以理性反思痛揭千年之弊,感时忧国之心不乏启蒙之可贵,洞幽烛微处令人耳目一新。在琳琅满目的历史类读物中,是颇值一读的新颖之作。”

这是高老师生前对我的最大激励,我一定会字字铭记在心,沿着自己心中的路走下去。关于这本书,我麻烦他的还不止一次。最难忘的是,2011年9月5日那天,我有一篇新写的文章想请高老师为我把把关。他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耐心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才告诉我:“王龙,今天我父亲去世了,这两天事情有点多,可能无法详谈,你把文章发我邮箱里,等我抽空再看好吗?”那一刻我抱歉至极又感动莫名。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高老师待人接物的真诚,对我今后的治学处世皆可谓影响深远。这些,我都详细在写在《国运拐点》的后记里,本可惜未能及时寄给老师一看。

关于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我就瞿秋白到底为何留在苏区,导致最后被害的原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因为涉及到党的早期领导人博古,我听说高老师与博古之女有过交往,比较熟悉,我才向高老师专门请教,以免史料不实,伤害到有关当事人。高老师在病床上打着吊针看完我的文章,发来信息说:“我觉得你的文章很稳妥,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我解释说,就是怕惹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下笔有顾虑。高老师发来一条信息说:“如果要求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就最好封笔。很多人也曾经这么干过。”这是高老师对我迄今为止最严厉的一次教导。我当时就有点不好意思,与他求真务实的学术勇气和敢为人先的治学精神相比,我真是需要克服文人常见的“懦弱”毛病。

高老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这么多年来,听说他的研究几乎都是自费,而且我还听说他的父亲也长年卧病,可以想像对于一位安于清贫寂寞的学者来说,他的家中一定是不宽裕的。但尽管这样,听说他在大南京大学没有申请任何国家的立项或者资金(当然有可能也申请不到)。他的独立人格和治学精神,深为学者圈中人称道。2010年,《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建川博物馆召开一个民间学术会议,与会者多为国内外非常有名的学者专家,本来这次会议是邀请高华老师前来担任主持人的,这也是众多学者对他的一种尊重和肯定。高华老师本人也想来的,但当时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议开始之前,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专门建议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所有名高望重的学者们,无论年龄大小,都发自内心地向病床上的高华教授鼓掌致敬,希望他战胜病魔,早日重返“战场”。我当时在会场悄悄给高华老师发短信:“高老师,这次会议大家都特别期待您能够来,刚才大家用掌声表达对您的尊敬与关心。”他非常感动地回信说,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等我身体好,还真想去成都走一走。

可是,老师不能再来成都走一下了。我无处寄托我的哀思,只有还是把高老师生前期待一读却没有舍得买的这套《李劼人全集》,寄给高师母,委托她摆放在高老师的书房,让他在天堂有空读一读——那里没有病痛,没有清贫,也不再有网上至今还赫然在目的老左们对他的攻击和责骂。

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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