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述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文革的定义又是《决议》文革部分的核心观念。《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是这样说的：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个定义虽然仅有42个字，但它的职责和使命重大，因为出自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它又是回答对文革评价的根本性质问题，内涵深刻、内容丰富，是具有政治权威的结论，需要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我就试着来对它进行一番分析和评论。
一
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这个说法由1966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称《五一六通知》）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但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对此，历史、现实和人们的广泛舆论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2006年，在一次纪念文革中北京地区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革命（也是“两头真”的人物）听到关于文革“定义”中的这个说法时大声吼道：“究竟谁利用了谁？”这种不满和愤怒的话语，使我震惊，也使我醒悟，这句话牢牢地深深地定格在我脑海里，终生难忘。三十年后回顾和讨论座谈《决议》，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以它为题做文章。
二
所谓文化大革命“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被林彪、江青利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林彪、江青究竟谁利用了谁？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我们看看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生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他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王年一书信选辑》，载《记忆》第一期）
王年一先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他怎么会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如果他真地被林彪和江青利用了，那他还是毛泽东吗？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这究竟是如实地述说（莫说歌颂）毛泽东，还是贬低毛泽东？无疑是贬低毛泽东！完全彻底地贬低毛泽东！在肯定毛泽东的前提下认可“被利用说”，一定要走到这种尴尬境地……
王年一先生告诉我们，“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他们在文革中有错误有罪行，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有人要替他们涂脂抹粉，做这样或那样的掩饰，都是不应该的，徒劳的。对林彪、江青，也应该和必须实事求是，即：既不能丑化，也不能掩饰，一定要遵循古人说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王年一先生又告诉我们：“‘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因此，林、江做坏事，“都是在毛‘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王年一先生还特别说到：“江在打到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说到这个问题，不禁想起吴法宪的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王年一先生不愧为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对《决议》关于 “文革定义”中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分析是深刻的、精辟的，值得我们在他提供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和发挥。
三
毛泽东和江青是夫妻，他们二人经常互相利用(在这里，“利用”不是作为贬义词)，那是很自然的，人们不必说什么。至于在文革中他们的关系主要和基本是政治关系，江青无疑有利用毛泽东的时候和地方，她经常自称代表毛泽东问候群众，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时，她一天不知说几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江青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毛泽东明明说了：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仍然这样说。这次在小靳庄，江青还叫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江青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
江青在文革中经常向人们说通过她可以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她也确实帮忙反映过问题或转送过材料，如1966年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会议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递交了反映他们受压的信和他们写的两篇关于论“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稿，毛泽东8月1日即给他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后果严重的信——这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一把火”，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红卫兵信还没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
在文革中，江青就是这样精心地利用毛泽东的身份来抬高她自己的地位。有人说，江青作为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政治局委员都重要，此话一点不假。“狐假虎威”，这在江青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江青在文革中做了很多毛泽东并不一定知道的坏事，如抓保姆，以及迫害文艺界和其他界的这个或那个人，她不仅利用了她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要知道她这个身份也是毛泽东给的），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氛围和环境，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她不一定报告毛泽东。
上面说的是江青在文革中对毛泽东的利用，而在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的利用那就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这件事是背着第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实际上即背着中央，利用江青到上海通过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做的。这把火点得有些失利，受到他没想到的抵制；毛泽东性格“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又出新招。这就是，他利用江青懂点文艺的本领，叫她去找林彪，所谓“请尊神”，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把江青送上政坛的关键一步棋，这样使江青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使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为他所利用。
毛泽东为了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代替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并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并一度任代组长），实际上是叫江青掌控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最大的利用。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江青极其信任，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信讲“黑话”（毛泽东语），和1967年8月4日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以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而江青也不负毛泽东的“厚望”。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先锋——急先锋，是他最直接、最密切而又始终如一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不论是如前面所说的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是起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还有打倒刘少奇、打击林彪、“批林批孔（批周公）”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毛泽东都充分利用了江青，而江青也都是积极响应和千方百计地变着花样去做，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也有不满的地方，也不时地批评她，甚至还让政治局开会批评她，但他对江青的批评是“恨铁不成钢”、“小骂大帮忙”——这从他告诉邓小平等人对江青“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的话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据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说，陈伯达告诉他们，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说过他认为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这样意思的话。在文革后的一次聚会中，我亲耳听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说，有一次，李讷和江青吵架（她母女二人经常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我看，这话只有她亲生女儿李讷敢说，恐怕连毛远新都不敢说；不过，我觉得，李讷这样说也是传达的她爸爸毛泽东的意思，否则，她虽然敢说，但也很难一下子想起说这个话。大概就因为这样，即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毛泽东最后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但尽管如此，江青作为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生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是他和江青的命根子）的人，还是毛泽东十分信赖的。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符号和象征。所以，毛泽东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也没有。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民意”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鲜明尖锐地表现出来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违反毛泽东意愿终结文化大革命的正义行动，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情有可原，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后来也就逐渐不这样说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要打倒江青，而江青对毛泽东也是忠贞不二，始终如一的。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江青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是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的，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顺便说一个问题。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问题，我觉得恐怕是中共党史（包括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应该和需要认真研究；台湾还有《毛泽东与江青》的专著，我们不是更应该有吗？恐怕还应该有多部（或多本）！可以预期和断言，有志于此者，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以及对自己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前途无量！我很想做这件事情，可惜身体不好，并且垂垂老矣，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期盼着，热切地期盼着关心和有兴趣的人来做这个研究；如有，我愿尽绵薄之力，说说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以供参考和讨论），和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资料。
（未完待续。《记忆》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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