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毛澤東漫無目的地離開北京的時候，還是個窮困的圖書館職員。然而，三十年後的1949年，當他凱旋歸來時，已經成為強大的軍隊統帥。1919年，他和七個湖南老鄉擠住在一張土炕上；現在，他在皇宮花園的小島上，住進了幽靜的四合院。1918年到1919年間，毛在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手下工作了半年。那時候毛二十四、五歲。他住過的三眼井胡同和那幢漂亮的北大紅樓至今還在。北大紅樓是李大釗教授創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社所在地。那時候，毛已經確信中國人需要改造，中國文化必須拋棄，但是，到1949年，毛重建北京的意圖尚不明顯。我們知道，在1930年代，毛向美國傳記作家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講述自己早年經歷的時候，曾饒有興趣地談及北京：
“我在北京的生活條件相當艱苦，但是，古都的美麗對我又是一種補償……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裡，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景象。當北海依然堅冰覆蓋之際，雪白的梅花已經灼然盛開。我看著北海繞堤的楊柳上懸垂著晶瑩的冰掛，不禁想起唐朝詩人岑參吟誦冬雪掛樹景致的‘千樹萬樹梨花開’的詩句。北京這數不清的樹激起了我的遐想和讚歎。”
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
毛澤東矛盾性格令人困惑
毛優雅的詩人氣質與其冷酷性情形成了鮮明對照，其矛盾性格令人困惑。在共產黨軍隊包圍北京前不久，毛任憑三十萬長春居民在歷時三個月的圍城中活活困死。然而，在1948年末，共產黨軍隊逼近北京之際，他們似乎已經決意保護古都的建築。
在北京高聳的城牆後面，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將軍和二十萬官兵嚴陣以待，作好了被長期包圍的準備。傅將軍下令鏟平城牆周圍的民房，沿明長城一帶築起炮位，順護城河一線挖成戰壕。對於驚恐萬狀的百姓而言，古老的城牆無異於無法逾越的饑餓和死亡之陷阱。從北邊湧進京城的難民已經造成市區人口膨脹。他們鑽進孔廟，或躲藏在廢紙和草蓆遮掩的門窗背後；或棲身於破爛不堪的傢具堆當中。飛機是進出古城的唯一途徑，有時候在東單簡易機場起降（原使館區所在地），有時候停泊在國軍新建的天壇機場。為了修建這處機場，有兩萬棵樹被砍掉，其中包括四百株古柏。[1]
1948年夏天，北京依舊是一些外國僑民的安樂窩。當共產黨軍隊從東北開來的時候，一名美國人還把北京城形容為在華北平原的暑熱中烘烤下的“軟乳酪”。“入夜，茉莉花濃郁的幽香，京味烹調刺鼻的醇香，和連日運往城外的大糞車的臭味混為一體。”[2]荷蘭作家兼外交官鮑德克（Derk Bodde）發現，入冬後，糞車工因為害怕被軍隊抓丁而不敢出城。在擁擠的東安市場，鮑德克還看到人群爭先恐後地搶購米麵。
一天清晨，鮑德克被陣陣奇怪的聲音吵醒。他朝外一看，只見八架飛機透過晨霧隱隱出現，降落到了市中心。共產黨軍隊的槍炮給飛機降落造成困難，為了緩解食物短缺，國軍不得不空投糧食。這時候，飛機正往北海公園凍冰的湖面上空投，偶爾砸傷了地面的行人。當梁思成教授向城牆外等候的解放軍軍官說明，哪些建築必須加以保護的時候，有五枚炸彈正巧落在清華大學校園內。國共和平談判於1949年1月開始。[3] 傅將軍收到了最後通牒：若至1月22日下午2時前仍不投降，解放軍將不惜一切代價攻佔北京。幾小時後，傅將軍宣佈投降，他放棄了徒勞的、只會摧毀古都的抵抗。鮑德克感覺共產黨受到了市民的廣泛歡迎，他看到城牆上和電線杆上貼滿傳單，勸誡民眾尋求和平，為新中國作貢獻。學生們在城門上塗寫著“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
1月31日國軍撤出，解放軍開進北京。一輛卡車隨著陣陣口號聲開到了王府井大街。“歡迎解放軍進入北平！歡慶北平人民得解放！”卡車後面行進著三百名全副武裝的士兵。
“他們看上去個個紅光滿面，精神飽滿。人們夾道歡迎……不時鼓掌。”[4] 人們舉著朱德和毛澤東的大幅畫像。接著，又來了一長串卡車，上面滿載士兵、學生和文職人員。遊行持續了約十分鐘後結束。2月3日舉行了第二次歡慶勝利的盛大遊行。但是，不巧，一場大風卷著狂沙撕毀了遊行隊伍的旗幟和畫像。圍觀的人們看到遊行隊伍中有人踩起高蹺，還有人帶領大家唱著有名的解放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北京人學起了扭秧歌，這是共產黨提倡的一種節奏感很強的民間舞蹈，至今還常在街頭表演。解放軍隊伍裡還展示了二百五十輛重型機動車，有坦克，裝甲車，架著機槍的卡車，重型火炮，吉普車和救護車等，幾乎全是過去兩年從國軍手裡繳獲的美式裝備。稍後，二十萬人的群眾集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會上表演的蔣介石是個大烏龜，上面騎著美國佬。據合眾國際社記者報導，北京市民仍持觀望態度。記者認為，人們對共產黨的歡迎，相比起過去四十年裡對進出北京的六種不同軍隊的歡迎沒有多大差別。美聯社記者寫道，“日本佔領北平時他們歡迎日本人；美國人歸來時他們歡迎美國人；國民黨回來的時候他們歡迎國民黨；甚至在幾百年前，他們也這麼歡迎蒙古人。”（《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注釋：
[1] Derk Bodde, Peking Diary: 1948----1949. A Year of Revolution (London: Cape, 1951), p.82.
[2]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p. 281—3.
[3] Bodde, Peking Diary, pp.79, 81.
[4] Ibid.,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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