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與中共意識型態背離的文化都要排除

《新史記》編譯  南音

古代中國的富麗堂皇以及現代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光榮崛起，是推動市場經濟時期中共亟欲向外界展現的民族主義力量，同時對於國內因市場改革而分裂的各個階層，更必須靠民族主義來凝聚其共識與力量。但鄧騰克在此特別指出，這並不代表革命的意識型態已經消逝，完全被民族主義給取代，因為對於中共而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在國家的修辭上一向是共存的，對於博物館的展覽規劃及投射角度，當然也是如此。

目標主軸一以貫之

在1990年代初期，博物館建設更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環節，1991年3月，江澤民向教育官員下令，應擴展近代與現代中國史和當前重要事件的相關教育，目的是為了讓年輕人產生對國家的自豪與信心，遏止崇洋媚外的思潮。

同年，中共當局下令，在文藝、博物館相關建設上，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比重，目標對準年輕世代，企求以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展覽來影響年輕族群，透過“直觀”的意識來讓他們產生更強烈的“現實感”；此外，更必須強調革命傳統中“自我犧牲”的價值，對於中共統治階層而言，這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絕對不能忘卻的。


官方著意將西柏坡打造成紅色旅遊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圖為中共進城時“五大書記”塑像。

1995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建立100個“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基地”。雖然中國古文明及前現代歷史的相關遺址，例如黃帝陵、長城和莫高窟等都在名單之列，但大部分基地仍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主，顯現其民族主義和政治性的角色。此外，早期建置的博物館也都被要求突出宣揚愛國主義，重新布展，以各自的收藏品為主出版與愛國主義掛上鈎的讀物——1996年的關於“紅岩精神”的展覽，就是其中一例。

關於這段時期民族主義在中共統治思維中的崛起，鄧騰克特別提到，其中有一個重要且會持續繼續進行的面向，就是復興過去王朝的榮耀與古代哲學，主要是儒家思想。當代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曾對中國“國學”的復興提出他的觀點，認為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成就，已經讓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有所轉型，強化了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自信，以及對過去歷史發展的自豪。

換言之，中國逐漸崛起的強國地位，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過往那些王朝的榮耀，以及支撐帝國的儒家道德體系；過往那些帝國，已經在新的博物館與新型態的展覽中，找到新時代的表現形式。

博物館和相關展覽的訊息也經常躍上中國的媒體版面，媒體因而也成為一種宣傳媒介。2004年夏季，在中共中央機關舊址西柏坡舉辦的特展、以“延安精神”、鄧小平為主題的特展，都通過官方媒體而大幅宣傳。由此可見，所有這些媒體、博物館和展覽空間，基本上都成為官方塑造中國革命歷史的敘事機制。

自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不同時期的執政者對博物館這類公共建築的意象操弄，實際上各有其目標主軸，但大體上不會偏離共產黨的意識型態；對於中共而言，所謂的文化“底蘊”必須能夠為其所用，且服膺中共一貫的宗旨，任何與黨的意識型態背離的文化，基本上都在必須排除的名單之列。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的統治歷史儘管逐步累積發展，但對於這些領導人而言，革命遺產、愛國思維、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昔日榮耀與現今復興崛起，這些概念主軸基本上不曾改變，只不過每一代領導人會有不同的詮釋形式罷了，而這些被操弄的文化、被扭曲的公共建築，正是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的最佳證明。（《被扭曲的建築：中共一手掌控歷史敘事》連載2。《新史記》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