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星》余傑 專稿
巫寧坤回國後,迎接他的,是一場又一場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第一次是“思想改造運動”,共產黨御用歷史學者翦伯贊居高臨下地命令他“補充交代本人的歷史輪 廓”,巫寧坤從未受過如此侮辱,頂撞說:“我回國不是來搞坦白交代的。翦教授,失陪了。”巫寧坤由此埋下了成為“老運動員”的禍根。而自以為對共產黨忠心 耿耿、整人毫不手軟的翦伯贊,當時大概不會想到,在日後更加嚴酷的“文革”中,自己也會成為被整肅的對象,並走上自殺的不歸路。
接著,燕京大學與所有的教會學校一起被取消,巫寧坤隨即被分配到天津南開大學外語系。剛剛開始熱情澎湃地投入到教學工作之中,讓他更為震驚的事情就發生了, 外語系突然召開“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來外語系任教一年以來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錯誤”的會議。若干平常與之無話不談的同事,將他私下裡的言論一條條 地揭發出來,然後落井下石、上綱上線。會後,他的好友、詩人和翻譯家查良錚提醒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裡。”
回到中國後的巫寧坤(中)。
不自由的社會,不能容納熱愛自由的知識分子。“反右運動”羅網高張,巫寧坤這樣深受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洗禮的知識分子必然落入網中。這一次,他被劃為全系唯一 一名“極右分子”,被送到北京半步橋勞教所關押。那一刻,他終於認識到:“跨過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識分子,甚至不是一個人。我現在只是一個入 了另冊的‘分子’,一個賤民,一點也不比睡在我左右兩邊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們還壞,因為思想罪被認為比各種小罪更危險。”
數月之後,巫寧坤被送往北大荒小興凱湖上沼澤遍佈的勞改農場,他不是被法庭正式判定的罪犯,卻被剝奪了基本自由與人權。1960年,他與一群難友一起被轉移到 北京與天津之間的清河農場。在那裡,大饑荒蔓延開來,巫寧坤靠著親人從黑市買的、並捎帶給他的食品倖存下來,許多難友被活活餓死——有一次,巫寧坤被派去挖坑埋屍體,由於身體羸弱,只挖了一個坑,遭到隊長的嚴厲斥責。
那 是一個反智主義的時代。毛澤東及中共政權將知識分子看作潛在的顛覆者和必須加以改造的對象。殊不知,改造他人的思想,是所有思想中最邪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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