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7日，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中國研究院、明鏡出版社和《新史記》雜誌社聯合主辦的“劉賓雁逝世八週年暨《劉賓雁時代》新書發佈會”在紐約舉行，與會者分享了自己與劉賓雁的交往經歷，回憶了對他的豐富印象，分析了劉賓雁的精神內涵及其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名星》根據錄音整理了全部發言，並經發言者審訂，經授權全文刊發如下。
探究産生劉賓雁的社會歷史根源
張博樹（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馮 勝平拉我來參加這個會，看來不虛此行。我自己無緣和賓雁先生見面，儘管很早就讀過他的文章。到這兒以後，勝平給我講過一些過去的往事，今天有這個機會聽在 座的各位回憶了很多劉賓雁的故事，特別是他作為一個普通人，叫優點也好、缺點也好，聽起來都很令人感動，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又充 滿了責任感的人。這個人物現在已經屬於歷史。
我們開這 個會，出這本書，顯然不僅僅基於紀念劉賓雁個人。我自己這些年主攻的學術方向，是百年中國歷史的演變，特別是怎樣理解20世紀共產革命這一現象。這個現 象，如果我們站在自由主義立場，或者更狹窄一點兒，站在海外民運這個立場看，那當然，中國大陸的這個極權政體是被否定的，是需要在中國民主轉型中予以改變 的，這毫無疑問。但是如果我們不從當下政治出發，而是從更長遠的意義上來看，會發現今天這個政權，實際上是百年中國社會演變的一個結果，共產革命作為一個 歷史現象，其實還有很多需要去挖掘的東西。上次參加研討會的時候我曾經聊到這個話題。這方面我和何頻是有區別的，他講的是現實政治的需要和它的邏輯的簡單 性，我更多的是從學術、特別是從歷史科學的複雜性來看待這個問題。
劉 賓雁這個現象，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新的case（案例）。剛才大家所談的劉賓雁，給我的感覺，是一個非常真誠的人，用一平的話來講，是一位真誠的左派。這個 問題涉及到20世紀整個共產革命思想上的來源——這個東西到底是哪兒來的？它今天演變成一個極權主義政體，這是它的一個結果。但是這個結果並不能簡單倒推 回去，說馬克思主義起源那兒就是這個。我們要怎麼看？剛才海培先生也提到了“西馬”（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塊，談到在和賓雁先生晚年的接觸當中，覺得在這 個方面好像更有共同語言。我猜測這可能表現了像劉賓雁這樣一種經歷、這樣一種背景的一代人，對於共產主義，對於20世紀上半叶中國的一種選擇，有其獨特的 感悟。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我在北京的時候接觸過一些老共產黨人，他們自稱是“兩頭真”，李銳啊，胡績偉啊，鍾沛璋啊，等等。對這些老共產黨人來說，前 面那個“真”是當年年輕的時候，追隨共產黨幹革命，信仰共產主義，樹立那樣一個理想，那時他是真誠的；後來經過一輩子的經歷、反思，否定了今天中國的政 體，確定了憲政民主的方向，後面這個也是真誠的。中間這段實際上是一個思考的過程，一個轉換的過程。
張博樹
我 想，對他們早年第一個“真”，需要更深入的挖掘。共產革命作為一種烏托邦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變革現實的綱領，大家都清楚，它給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帶來巨 大災難；但是何以能吸引那麼多的人？那一代精英，那一代許許多多的熱血青年為什麼會相信這個東西？這個話題如果當作一個歷史的、哲學的、而並非僅僅政治學 的課題來看，有許多需要去挖掘的地方。從莫爾、康帕內拉這樣的思想家算起，人類對近代私有制的批判已經持續了500多年，馬克思不過是這個傳統中的一位佼 佼者而已。人們痛恨私有財產制度對人性的侵蝕，但又無法擺脫“惡”才是歷史前進的動力這個人類歷史發展的吊詭。20世紀的共產革命試圖挑戰這一負面人性， 計劃經濟、“星期六義務勞動”、還有毛澤東的“抓革命、促生產”、“要鬥私批修”之類都有這種挑戰的含義。這些東西曾經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當然，中國 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有其他背景，這裡無法展開。但批判私有制，批判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確實是中國人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方面的遺產。一般而言， 這也是西方左翼、包括“西馬”（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的共同特點。在這方面，劉賓雁提供了一個新的case——儘管劉賓雁本人應該屬於情感型的、直覺型的， 他本人未必在這些問題上做過很多學理意義上的研究或思考，因為他不是這個專業。但是正因為他這樣一種直覺型的東西，其實倒給我們提出了一種研究的新的動 力。我們要通過這些不同的case去理解歷史，包括劉賓雁，也包括那些黨內“兩頭真”老共產黨人，甚至包括朱厚澤這樣有分析頭腦的一批人，他們早年都曾經 有過類似的經歷。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從學理上對過去一個世紀中國經歷的事情做出更具歷史深度的反思，包括共產革命本身的前提、背景，意識形態的流變， 以及它對當代中國深刻而不幸的影響……這些方面，我們該做的事情太多了！（《名星》特約記者馬儉、記者高伐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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