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文謙：你談到毛本來決定三個五年計劃後實行社會主義，那麼為什麼他改了主意，要提前？
張 博樹：為什麼他要提前？我看了些文獻，我的感覺毛當時之所以要加快速度，重要的考慮之一，是擔心他的政權變質，擔心共產黨自己腐敗。我舉個例子，1950 年到51年，當時有一個爭論，就是關於山西合作社的事。簡單地說，土改之後，有些黨員開始致富，甚至開始雇工了，基層就把這個問題反映上來，說黨員雇工和 我們幹革命的目標相違背，怎麼辦？底下不知道該怎麼認識、怎麼處理，就把這個問題反映到中央。
劉少奇的意見是，沒什麼可害怕的，中國經濟上還很落後，我們還會繼續搞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沒有兩極分化，所以出現貧富分化、出現個別黨員雇工沒什麼了不起……
王軍濤：你的意思是說，按照共產黨原來的邏輯，應該就搞新民主主義，但是毛是出於理想主義，否定了這些……
張博樹：按照馬克思主義那一套，中共下一步就是要走上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黨的二大就很清楚，黨的目標也是很清楚的，新民主主義在共產黨的藍圖中只是一個階段。
關於毛澤東，還會長久地繼續爭論下去。
毛爲何要提前消滅私有制
高文謙：毛澤東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張 博樹：原因就是共產黨進城以後，又是在發展新民主主義，又是私營經濟被鼓勵、被保護的，允許剝削，那麼原來的八路軍、解放軍許多“土包子”，誰也沒有做好 這麼快就革命成功的思想準備，他們進了城，當了官，自然會出現資本家對剛進城的共產黨幹部點頭哈腰、收買腐蝕的問題。這是城市；農村呢，就是剛才我說的黨 員雇工問題。這些問題，別人可能覺得這無所謂，不奇怪，但對毛來講，在這個問題上他卻比較敏感。
高文謙：你是說，他是出於理想主義，因此不能容忍這種現象？
張博樹：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高文謙：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張博樹：剛才說的現象，是在1950年、51年。到了53年，毛就要求加快這個進程，到了55年、56年這個速度就更快了。這個更快，不完全是毛自己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的反向互動的問題，這事更複雜，挺有意思，不過今天不可能展開說。
從 根兒上，我們來理解毛當年那套想法背後的因素，什麼東西構成他的動機？他為什麼要這樣想問題？我覺得有幾層因素，一個是他所理解的馬克思所謂“消滅私有 制”、建立共產主義的那套原教旨理論——儘管我們現在來看，毛對此其實是一知半解的；第二層是毛的傳統中國式的“大同”理想，他讓中央委員們讀三國《張魯 傳》，欣賞張魯的“置義舍”，自己也被其中的爛漫成分所陶醉；第三層是毛的戰爭年代的經歷，讓他堅信“精神力量”是無窮的，禁欲主義有助於保持革命青春， 金錢則最容易使人墮落。所有他一向對“物質刺激”之類嗤之以鼻，“批判修正主義”就是在批判“金錢掛帥”。
以上幾條都是毛的“理想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元素。在實踐層面，我說的“理想主義”這個詞，則是指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軍濤所說的“軍事動員體制”和我說的“烏托邦改造工程”，這兩個詞有重疊的地方。
王軍濤：不，不一樣。烏托邦是不能實現的，但烏托邦倒是著眼於安居樂業的體制；而軍事動員體制行之有效，但是它永遠是在那裡折騰、折騰、折騰。
張博樹：毛澤東就是在折騰、折騰、折騰，但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恰恰相反，在他的理解邏輯中，他所做的一切是極有意義的，他是企圖達到他認為很好的一個目標。
1959年“大躍進”遇到挫折以後，毛曾經專門組織一個班子去閱讀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而且他不讀資本主義部分，就讀社會主義部分。鄧力群當時做了很多筆記，那個玩意兒現在在“烏有之鄉”網站都有賣的，毛在考慮“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到底怎麼看。
中國錯過了批毛最佳時機
馮勝平：我打斷一下博樹，你的“九大思潮”一講一個小時肯定完不了。
高文謙：最好就講要點。
馮勝平：博樹講不完的，他還沒講到“九大思潮”的第一大思潮呢！（眾笑）
張博樹：既然如此，我就此打住。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那兩篇文章，網上都有了，一篇是《權力語境內認知邏輯與利益邏輯的雙重嬗變：也談改革開放30年》，另一篇是《“共和”60年：對幾個問題的梳理》，那裡有對我剛才所說觀點更詳細的展開。
馮勝平：其實我和博樹的基本觀點相近，我也認為毛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但觀念之爭是爭不清楚的，說毛理想主義吧，但大家對理想主義的概念都不一樣；我們還是談今天中國的現實吧。
中 國現在很多人崇毛，甚至可能是大多數人都是崇毛的。（有人插言：不會大多數。）不會大多數嗎？可能我是錯的，按照我的一個朋友黃紀蘇的說法，如果是80年 代就批毛，把毛遷出紀念堂，不管是老幹部到老百姓，不會遇到阻力，那時候是做得到的。30年下來，你做不到了！你再想去動一下毛的紀念堂、再去動一下毛的 牌位試試？不是習近平要跟你過不去，全國不知有多少人要跟你過不去！（與會者紛紛插言表示不同意這一說法。）
你 們聽我講。現在國內崇毛的是崇得五迷三道，恨毛的是恨得咬牙切齒，各有各的理由。我可以想像，隨著將來中國分化加劇，對毛的兩極評價肯定也是越來越偏激。 比如說崇拜毛的，有人崇拜他的不擇手段——我那天碰到一個企業家，他就佩服毛“手段厲害”；有人崇拜他的成功——這在中國人中最典型的，“成者為王，敗者 為寇”麼；有的人崇拜他的文采，說文章寫得好，高文謙講他有語言天分，胡適更講過，共產黨裡面白話文寫得好的，首推毛澤東；也有人崇拜他的膽略：幾百人敢 上井岡山，折騰出這麼一個大局面……反正各種崇拜他的都有。
毛澤東生前造成了千百萬甚至億萬生靈塗炭，這個大家都承認；而毛澤東死後，從現在再往前走，還不知道要帶走多少冤魂！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毛澤東紀念堂，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將來國內的人，擁毛的、反毛的，不知要發生多麽慘烈的衝突！
老大一死，老二當家
高 文謙：我再回到剛才張博樹這個話題：1953年定的是利用三個五年計劃多一點的時間，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要15年到18年——至少是15年，為什麼才過 了兩三年，到了1955年、56年，毛澤東就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催促要趕快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爲什麽有這樣的轉折點？不排除毛有一種天然的對窮苦 人的一種同情，但嬗變的主要契機是什麽？
是1953年3月斯大林之死。
考 察毛澤東的思想轉變，不能光探究毛本人，還要把國內、國際各種因素、各種動態都考慮到。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毛有一個突變，原因就是斯大林之死。在國際共運 中，斯大林在，他當然是老大，蘇共是老大；中共是老二，毛澤東是老二，老大一死，老二當家！蘇聯當時其他那些領導人，論資格、威望，跟毛澤東這個老二是沒 法比的。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家長斯大林一死，按照毛後來的講法，“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覺得解讀毛澤東之所以對社會主義改造提速，與其歸結到毛的理 想主義，不如用他想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來解釋——他想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獨闢蹊徑，超過蘇聯。
對 這個問題，我想起一個可作對比的事例。1975年，毛已經是風燭殘年，周那時也住在醫院裡面，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到北京來朝貢。我看到當時會談記錄——毛的 記錄沒看著，估計他當時根本講不了什麼話了；看到周與他的談話記錄，那時到周去世還差幾個月，周也根本就動不了了。他跟波爾布特講了什麼呢？他告誡說： “社會主義道路是漫長的”——周作為幹了一輩子革命的過來人，他在年輕時如你們所說，也有理想主義這一面；走過一生之後，他對波爾布特講了這個體會。波爾 布特對毛和周怎麽說呢，他拍胸脯：“取消家庭”。
我覺 得，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初的想法，與1975年波爾布特在柬共建國之初有一比——不能說完全一樣，但毛的雄心，說句實在話，是比天高的。所以他1953年 剛定完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三個五年計劃多點時間完成這個過程，但遇到斯大林一死，到1955年，他就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要趕快改造。1957年他 到莫斯科去，就跟赫魯曉夫講“超英趕美”：你蘇聯趕美，我們中國超英。毛看到了他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走了一條與俄國“城市中心”暴動不同的路，走出了農 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認為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創造。但是想當國際共運的老大，光有打天下的獨特道路還不行，還得在建設社會主義上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 模式的道路。毛太想幹好事……
康正果：與其說他“太想幹好事”，不如說是太想逞能。
高文謙：太想幹好事的背後，有他個人動機在裡面。我相信同樣是共產黨，若要讓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這些人來掌舵，恐怕未必走出同樣的路來。
康 正果：我甚至覺得沒必要用“理想主義”來定義，連“烏托邦”都不要用，西方還有另外一種觀念，叫“反烏托邦”——烏托邦是經過精密設計的理想國度或社會， 而“反烏托邦”，是全面控制人的社會。有好多這樣的小說，像《1984》就是反烏托邦的，毛搞的就完全是反烏托邦的，連烏托邦都夠不上。（《新史記》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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